民生市场创办记

　　□吕志军

　　市场建起，怎么课捐收税，如何管理是其商行核心。

　　张子宜起初的设想是，现两路一带人行道“营业之商贩每日租赁木板一副，出租赁费多在一千元左右，最少在五百元以上，本院为摊贩搭设席棚及置物之床凳，每个摊位需设备费叁万伍仟元，每日仅收租赁费二百元”。但“多数商贩仍持观望态度不肯迁入”，后改为“育幼院和商贩签订地皮租赁合同，一年一签，租赁费每届月初交清;地皮租赁费每月暂定为三千元”。

　　1946年8月7日，张子宜按市政府要求，呈报了市场管理规则和摊贩规则，并与12日请予开业，边办手续边试营业。此时，建设科提议，“地租之规定，设备费之收取，捐税之征收，摊贩之管理，均尚有研究必要，拟再由地(政科)、财(政科)、建(社科)、社(会科)四科会商详核，以期公允而免物议”。

　　8月26日，西安市政府市场业务管理联席座谈会议召开，核定民生事项，决议为“依土地法规定，私有房地租金不得超过房地总值价年息10%，查该院租赁费一万八千元包括摊贩置货之木床席棚，无法核定，应饬将席棚木床及租赁租金分别呈明再行核办;所称设备费似为押金性质，依法押金不得超过两月租金总和，应俟租金决定后再行核定;查商户课征捐税应先查定资本额，该院民生市场既已成立，应由财政科派员按户查估资本，以资课征应收捐税;查摊贩既成为商户，应按营业种类分别加入各该同业公会，以便管理”，“再则亦可限制游资商人为避免税捐藉摊贩而营利”。

　　此后，市政府几科室为此事，在各方面事项确定中，态度极其审慎细致，分别就摊贩数，迁移点，管理规则，课捐数目，改名商户等作了调研和研究。

　　9月中旬，根据每一摊贩所占面积“经计算结果，至多为一厘，依照该地最近地价每亩一千万元，及席棚摊架等设备约值十万元估计，则依法每摊贩应纳租金为二千元。唯念该院(育幼院)系慈善机关，一切开支均大，为顾及事实起见，拟酌予提高为每月租金三千元，至设备费，系押金性质，依法应为六千元”。

　　9月，西安市市长张丹柏就张子宜创办民生市场，给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发了公函，上报市场各项事宜。

　　10月8日，张子宜就创办“民生市场”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信中称“多数摊贩仍持观望态度不肯迁入，以致摊位虚设，徒累不址，拟请钧府体念本院经费困难筹备不易，派员至崇悌路一带调查实际情形，谕令摊贩入内营业，亦准将租赁费酌予增加以示体恤而维现状”。祝绍周收到张子宜的信后，11月4日，给西安市政府发“令”，“查该院所陈各节如果属实，自应予以协助，设法使各摊贩迁入营业至所称，请准增加租赁费一节，亦应斟酌实际，予以合理规定而维慈幼事业之发展”。

　　1946年11月，西安市政府建设科查对民生市场征税情况，并建议对课税名称予以规范。13日祝绍周再次给西安市政府令，令市政府准予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开办市场并收租金，租户同时向市政府缴纳营业捐。

　　民生市场于阴历九月举办了隆重开业仪式。张博五穿长袍马褂领女儿张家珍主持了仪式。西安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祝贺。张子宜淡泊名利，在太乙宫育幼院，没有参加。

　　1947年3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经西安市长批示后，还刊发消息，介绍张子宜办民生市场事迹。

　　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政府不断扩大捐税名目，“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唯有屁无捐”、“一年几征粮，百姓饿断肠”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有人统计，当时仅国民政府的“正捐”就多达170多种。据西安市文史资料中李文斌所写，迫于繁重的捐税，自1947年起，民生市场曾有过数次抗捐斗争。张子宜对政府所收税收是支持缴纳的，但对巧立名目派发的其他杂捐则是非常抵制的，因为百姓谋生不易，且摊贩所交摊费完全是为了养活孤儿。

　　1947年夏，西安市政府又向摊贩征收清洁捐，7月5日，张博五、焦伟卿等代表全体摊贩再次上书市政府，“民等多系战区难民，以原籍无法居住谋生，扶老携幼逃至西安，摆设小摊营业资本缺乏，所有货物多系寄卖，或向同乡商号赊借而来藉谋蝇头之利”，“最近物价高涨，一般人民经济困难，购买力减低以致营业萧条,每个摊位每日营业额由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如遇天变风雨则全不能营业”，“商民每日盈余多则二三万元，少则数千元，所有衣食医药及子女教育费均恃此维持，所获盈余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因而不能负担清洁捐。市政府将此具呈交由省警察局查照核办，后不了了之。连载(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