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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2026年第9期 (总第433期)
导语:石声汉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农学史家、教育家。他的祖籍是湖南湘潭,出生在云南昆明,成年后辗转长沙、武汉、广州、杭州、南京等地。其中,结缘最深的是陕西武功。自1951年,他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努力实现着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把他最后二十年的心血浇灌在这片热土上,向国家和民族奉献出丰硕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文 / 杨海亮
初赴西北,立下心志
1932年3月,人在杭州的石声汉收到辛树帜自南京发来的电报,转达戴传贤的邀约,请他同往西北游历。
辛树帜是石声汉在长沙明德中学就读时的博物课老师,当年曾帮扶石声汉取得学校唯一的工读生名额。凭借半工半读,出身贫寒的石声汉得以顺利完成中学学业,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7年9月,在石声汉走投无路之际,又是辛树帜施以援手,通过向时为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费鸿年举荐,为他谋得生物系助理员职务。在中山大学,石声汉修完生物系主系、化学系辅系课程,为日后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28年5至8月,石声汉跟随辛树帜前往广西瑶山采集标本,撰写了8万余字的《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以及编写了《中国兽学丛书》(第一集)、《中国哺乳类丛书》(第二、三集)等丛书。他文理俱通,兼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殊才华,由此初露锋芒。
可以说,在石声汉心里,辛树帜是自己人生中帮扶最多、影响最深的老师、长辈。面对恩师转达的这份邀约,他心怀感激。再者,自己此前最北只是到过扬州,对淮河以北的状况知之甚少。眼下有此机缘,实在求之不得。
抵达南京后,石声汉才知道,此次前往西北,主要是为了记录戴传贤在西安的演讲。此前,石声汉在广州大学任职时,戴传贤是校长。戴传贤曾在广州、肇庆等地演讲,石声汉为他做过记录。一来二往,戴传贤很是赏识石声汉,认为他是一个长于记录演讲的人。
4月,石声汉随戴传贤、辛树帜等人到了西安。其间,戴传贤面向西安各界人士作了“中央关于开发西北之计划”的演讲,面向西安各中等学校学生作了“确立自信,拯救中国”的演讲。两次演讲,石声汉都做了记录,算是不负所托。
与此同时,石声汉对西安乃至西北的情况做了一番了解。此时距1928—1930年陕西特大旱灾结束只有一年多,关中大地一片惨状。时隔多年,石声汉对自己的见闻依旧记忆犹新:“那时,在持续几年大旱过后,人户逃散,满目荒凉,也见到一些供水条件较好的地,种的却不是庄稼而是罂粟。”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挤占粮田,导致粮食产量锐减,遭遇水旱灾害,饥荒愈发严重。
耳闻目睹了百姓困苦的生存境况后,二十出头的石声汉不由发下心愿——改行学习植物生理学,“想研究怎样使作物在大旱时还能供给人们一些粮食,来替西北干旱地区的百姓服务”。晚年,石声汉在为自己的文集作自序时,再次袒露当年的心境:“大旱之余,关中赤地千里,农事凋敝,目击心伤。自念农之衣食我民者久矣,有可为农之助者,当力图之。乃发愿改习植物生理,思探求禾稼耐旱耐碱根据,备他日为农业效力。”
从西北回来后,石声汉转至南京国立编译馆。第二年,他参加第一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1933年9月,石声汉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植物生理学。从此,他在西北立下的心志,有了实现的机会。
落脚武功,理想破灭
1936年5月,石声汉如愿取得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7月,回国后,他去南京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报到。当天,他遇到了朱家骅。两人在广州中山大学时有过交集,而且石声汉跟随辛树帜瑶山采集所表现出的勇毅和才能,给朱家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番相见,朱家骅告知石声汉:同济大学正在筹建理学院,并且开设生物系,岗位条件优厚;另外,辛树帜已出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正在招生。石声汉听了,内心当即有了主意。辛树帜是自己的恩师,办的又是农业学校,实在是天赐良机。石声汉后来回忆,“决心到西北去,替国家民族做点事情。当时的思想简单得很,认为西北是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农林是使西北繁荣的最好出路。到西北,可以实现我的‘科学救国’理想”。这份果断的抉择,显然与他四年前的西北之行密切相关。
1936年8月,石声汉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报到,任植物学教授兼地质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安顿好校内工作后,他前往广州接妻儿到校团聚。一方面学业有成、事业在前,一方面家人相伴、天伦之乐,石声汉一度沉浸在欢喜之中。1937年元旦,他填词抒怀,在《风入松・丁丑元旦》中写道:“来年春事莫倥偬,余巧乞天工。韶光剪裁无偏颇,教江南塞下俱同。杨柳楼台软雨,绿莎庭院轻风。”字里行间尽是对自然之美的珍视之情和对和谐世界的期盼之意。这一年,石声汉正值三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正如他自己所说,“怀着唐吉珂德先生式的虔诚心意”。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地处武功的张家岗,由于初创,教学楼、宿舍楼少而简陋。但石声汉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一年级还没有开设植物生理学课程,他就先为学生讲植物学;听闻当地的泾惠渠两旁的土壤已经盐渍化,他便想着做点实验,探究钠盐对植物水分调度的影响;为了配置教学实验所需仪器、药品,他多方奔走,甚至跑去上海各大商号、洋行,订购滴定管、吸量管、烧瓶、烧杯等基础实验器材。
然而,时局动荡,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石声汉虽不懂政治,却怀有强烈的爱国心与正义感。他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镇压青年学生,也因此得罪校中以训导长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训导长以“组织”的名义不断向他施压,加之他与辛树帜关系特殊,顽固派借机攻讦、排挤辛树帜。这时的石声汉内心愤懑却又无可奈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侵华的野心膨胀,战火直接冲击教育事业。由于学校经费大幅削减,海外订购器材因外汇短缺、交通受阻全部搁置,国内订单也大半取消。对石声汉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不但实验研究无法进行,就连实验课程也将落空。重重压力下,他的“科学救国”理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破灭。
1937年12月28日,石声汉向学校递交辞呈,携妻儿离开武功,返回湖南。此番任职,前后仅一年零五个月。初来乍到时豪情满怀,如今却铩羽而归,实在令人唏嘘。
重返西农,躬耕廿载
1950年10月,辛树帜重回西北农学院(1938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合并改组为西北农学院)任代院长。为了将学院建设成为一所多元性农业院校,他四处招揽人才,并力邀石声汉重返武功。
1951年2月,石声汉再次携带妻儿奔赴西北,“经历了早期梦想的幻灭和后来的种种磨难挫折,他憧憬着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这次能真正实现”。
重回西北农学院后,石声汉担任土壤农化系教授,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主任。1955年,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室。翌年,石声汉出任古农学研究室主任。同时,他还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两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身为教师,石声汉备课极为严谨。每一堂课,“他都千方百计搜集最新资料,反复推敲,编写讲稿,常常忙到更深夜半”。学生周孝芸回忆石声汉授课时的场景:“石先生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厚呢长衫,讲课时只带两支粉笔、一张卡片。他讲课清晰、生动,板书设计非常精确恰当,中文、英文都书写得十分流利漂亮;而且从不擦黑板,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就留下了一篇完整的讲义。”由于他的课堂极具吸引力,其他院系的师生也常会慕名而来旁听。
石声汉初赴西北时,便立下“以‘植物水分生理’为干旱地区百姓服务”的志向。一晃二十年过去,西北的办学条件依旧艰苦,学校开设植物生理课,“人员、实验室、仪器设备几乎一无所有”。石声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条件开设实验课。一次,他带领学生开展环境因素对种子萌芽的影响实验,其中“温度”一项需要保持百度表20℃左右温度,没有可用的温箱,他就让学生白天把试管装在衣袋里,夜晚则搁在被褥里面或枕头旁边。为了了解西北地区自然概况、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科研现状等,他带领助手外出考察。1957年5至7月,石声汉一行从西安出发,途经吴忠、中宁、中卫、灵武、银川到兰州。他多次强调,“水分生理是西北农业上关键问题之一”。事实证明,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科学指导价值,西北农学院、西北植物生理学界长期延续着这一研究方向。
教学科研之余,石声汉深知,想要改变当地贫瘠落后的面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因此他格外重视青年教师与科研后辈的培养,在工作、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成长。1955年,刘智中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至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跟随石声汉担任实习研究员。刘智中回忆:“在他指导下工作的两年多时间,我主要从事西北农生所植物生理实验室的基本建设,做好西北地区抗旱生理研究的准备,同时进行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在刘智中的印象里,石声汉总是亲自制定工作计划,每一阶段的详细安排都一一指引,不让年轻人无从下手、陷入迷茫。谈及石声汉,刘智中满怀感激:“他学识渊博,观察事物和实验设计方法新颖独特,深入浅出,方便适用,贴近植物生活的情理。这是我在学校里没有学过、书本上也找不到的东西。”
1959年,西北农学院首次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四人攻读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农学院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学校安排石声汉、虞宏正两位教授各带两名学生作为“对内示范”,以为后续研究生培养积累经验。当时,石声汉虽然重任在身,又常年多病,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学校安排的任务。
在西北农学院,石声汉留下的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古农学研究。古农学研究室初创阶段,人手紧缺、经费不足、场地有限,石声汉带领只有三个人的团队攻坚克难,十余年间为中国古农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齐民要术选读本》《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农言着实注释》等著作;从《齐民要术》中辑录失传的汉代农书《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及晋代博物书《南方草物状》;完成《氾胜之书今释》《四民月令校注》《两汉农书选读》《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
作为团队的核心人物,石声汉个人贡献尤多,“从1955年受命向中国农业遗产研究进军,到1971年去世,他争分夺秒地拼命工作,迎着困难,不顾重重干扰,以顽强的毅力,极高的效率,透支生命的方式,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为我们留下了320余万字的古农学专著和近16万字的论文,不仅校、注、释了多部经典的骨干农书,而且对中国古代农业遗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我国古农学学科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农史研究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1971年6月28日,石声汉因病离世,终年64岁。石声汉曾说:“有人嘲笑我工作时‘精神不死’,的确是事实。我工作超负荷的时候很多,这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天不伏案工作就惶惶不安。”为了改变西北贫瘠落后的面貌,石声汉两度义无反顾奔赴西北,在艰苦环境中教书育人、治学著书,“科学救国”的理想未竟就抱憾而去。但令人欣慰的是,昔日的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经成为黄土高原上的一颗绿色明珠,他那“科学救国”理想,也在代代延续、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刘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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