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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2026年第6期 (总第430期)
导语:学者王天兵在和芦苇交往十几年后曾感叹,也许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芦苇是好莱坞剧作技法在中国的真正传人。在他普通中国人的外表下,是一个早已深度西化的大脑,这个中国人与他的同龄人大有不同,他甚至是一个将时代从身上洗刷掉的异类。
文 / 刘 勇
作为一名电影编剧,芦苇身上有着难得的坚持;但作为一个普通人,芦苇身上有着难得的真实。初中文化、美工出身、自学成才,这些人生经历和华语电影“第一编剧”的名头放在一起,充满一种违和的冲突感。
因阅读而不同的青年
1950年3月,芦苇出生于北京,他的名字并非取自帕斯卡尔的“会思想的芦苇”,仅仅是因为小时候又高又瘦,形似芦苇秆儿,就成了外号,叫得响亮了,连老师也被迷惑,填表格时,不小心就把原名“卢惟”给改成了“芦苇”。而他也因为懒得再改,索性就把这个外号用成了本名。
芦苇三四岁时,父亲调到西北局工作,全家人来到了西安。小时候他经常沾父亲管车队的光,偷偷溜进西安人民大厦蹭戏、看演出:戏剧、话剧、音乐会,别人家的小孩还傻玩傻闹的时候,7岁的芦苇就跟在母亲身后看意大利电影《卡比利亚之夜》,为电影里悲惨的小妓女哭了一场。当时西北局每周都会给干部们放一场电影,芦苇从小就对电影耳濡目染。
西北局有一个图书馆,芦苇从10多岁开始,就用父亲的借书证借书,每次能借3本,因此他很早就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世界名著和中国古典书籍。他把契诃夫当作第一个影响他的人,这种影响并不直接体现在技法上,而是塑造了他看待生活的眼光。1968年,18岁的芦苇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带了一箱子书下去,其中就有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契诃夫选集,大概十几本,里面包含《灯光集》《苦恼集》等。他说,契诃夫的作品很有美感,如同陈酒佳酿,喝了会上瘾。契诃夫小说的氛围、情感甚至影响了芦苇的一生。契诃夫说,生活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芦苇说,如果自己剧本中有这种品质,那么它归功于契诃夫。有人询问他何以保持谦卑,他说,如果有,那么也归功于契诃夫,因为契诃夫就是谦卑的。在他看来,契诃夫尖锐又宽厚。
插队时,他与当地农民一起从事生产劳动,参与农村大量的生产活动,也体验到了丰富的斗争生活。无论是在瓜棚还是水库,他常常与老农们一起攀谈历史、民俗。五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他还不时回到自己当年插队过的地方去探望老乡。
1971年,21岁的芦苇被推荐来到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的空军第十二修理厂(后来的702厂)当一名工人,这个工厂按当时的标准是最好的一个单位,在这里甚至能吃上细粮白面。但在培训一个月、下车间第一天的四个小时后,芦苇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不干了。理由是他觉得工厂的生活限制了他读书,忙碌的工作之余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当时的芦苇对人生、社会有一脑门子问题,插队三年他看到的现实和媒体的宣传格格不入、充满矛盾,他索性提出了辞职。厂领导无法理解,因为建厂以来还没有人提出过辞职,除了一个神经病,芦苇是第二个。虽然也被怀疑精神有问题,但他义无反顾,揣着户口本就离开了。
户口本装到自己口袋后,芦苇才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自己下乡的宝鸡八鱼公社已经回不去了,城里也落不下。就这样,户口本在口袋里放了四年,好在当时在西北局工作的父母都很支持芦苇回家自学。从1971年到1975年,因为热爱阅读,他与十多名同样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结成了秘密学习的兴趣小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社会性作品成为他们阅读的对象。
为了防止被人举报,小组每两周聚会一次,时长大约五六个小时,每次都换地点。学饿了,众人就凑钱一起上街吃碗面、啃个馒头,继续讨论。这样的学习整整持续了三年时间,直到“文革”结束,这个小组才解散。
在西影厂走上编剧之路
芦苇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当编剧完全是后来命运的阴差阳错。
西安市大雁塔向东有条路,因西安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故被命名为“西影路”。以这条路的中轴为界,路南就是西安近十几年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曲江新区。数十年间,西影路变化巨大,唯有西影厂还是人们眼中熟悉的样子。
1976年初,在家四年的芦苇通过招工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影厂当时是以炊事员的名义招工,芦苇也没想那么多,想着先进了厂子再说。进厂后,领导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自己会画画,领导很高兴,让他干上了厂里的美工。
在此之前芦苇一直和西安的油画家张荣国学习绘画。他后来认为,自己学编剧,也是得益于年轻时候有美术训练的基础,能将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顾此而不失彼。
1983年8月17日,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运动,芦苇因为跳贴面舞被抓进监狱关了十一个月。被抓那天,芦苇穿着一身素布工作服,个子很高,长得也朴实,怎么看都不像是去跳舞的,抓他的人还怀疑是假的,连问几声:“你就是芦苇?”“是是是,是我。”芦苇一再点头,自己把自己送了进去。他后来回忆,那是他的“大学”,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一个平时只能容纳45人的牢房,因为严打装了200多人。这里的环境非常脏乱差,但是不耽误芦苇和同时进去的另一个编剧一天到晚大谈抱负、理想和艺术梦。
和室友、狱警搞好关系后,他接受了发馍的任务。当时监狱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其实发到手每人每顿就两个玉米面或其它搅和面蒸的馍,鸭蛋大小,外加一勺糊糊或老菜汤。刚进去的人肚里还有油水,这鸭蛋大小的馒头像锯末一样难以下咽。三四天后,这锯末就顺口了,不刮喉了。再过一两天,饥饿的火焰熊熊燃烧,锯末一入口就化了,吃下去再吧嗒着嘴,回味无穷简直是美味了。
后来,靠着外边朋友的走动帮忙,芦苇被转到了病号房,在那里,他读了大量托家人带来的书,把《庄子》的内六篇翻译成了白话文,还通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来他认为,在思想方法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他们完成了他人生观上的启蒙。
出狱时,芦苇把他在监狱里画的画、写的笔记全带了出来。他本打算把自己在号子里的所见所闻写成剧本,可惜后来没写成,一直很遗憾。因为进监狱,芦苇还错过了电影《黄土地》的拍摄。《黄土地》当年差不多能算第一部震惊世界的中国电影,导演是陈凯歌,摄影是张艺谋。也是在这一年,吴天明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他的到来改变了整个西影厂的创作空气。
芦苇刚进电影厂时,厂里人几乎都不怎么谈电影。学摄影的周晓文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影厂,当时厂里就他和芦苇两人经常私底下交流什么是电影本体,什么是类型电影,什么是好电影。
1986年,吴天明想让厂里的年轻人做些事情,成立了青年摄制组,芦苇也被拉了进去。他非常怀念那个年代的创作氛围,那时一部电影拍摄前,主创人员全部要参与剧本的研究和讨论,美工也得参加。周晓文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他们正年轻》,讨论剧本的时候,芦苇老提意见,说这不行、那不好,周晓文便问,那你觉得怎么行?芦苇说如果他来写,肯定会比现在这个剧本好。于是,芦苇开始动笔,写着写着,大家都认可了,觉得写得还不错。就这样,他白天是美工,晚上改剧本。这个剧本,是芦苇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
周晓文拍摄的第一部警匪片《最后的疯狂》,是芦苇关于类型电影的一次实践。刚拿到剧本时,芦苇又开始批评剧本这个不行,那个不对,然后把剧本彻底改了一遍。1987年,《最后的疯狂》卖了300多个拷贝,还获得了1988年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后的疯狂》成功后,西影厂让周晓文继续拍警匪片,周晓文又找到芦苇合作,于是有了《疯狂的代价》。这两部警匪片,至今依然是国内警匪片的经典作品。
拍完《最后的疯狂》,周晓文给了芦苇200元经费,让他准备下一个剧本。芦苇来到湖南湘潭齐白石的老家,与齐白石的孙子和侄孙子生活了半个月。接着,他用了七天时间,写了电影剧本《星塘阿芝》。这是他一直想写的剧本,虽然最终没有被拍摄成电影,但在十年之后,这个本子获得了“夏衍电影文学奖”。
两部电影票房成功,让周围人对芦苇刮目相看。吴天明找到芦苇,对他说:“你写的剧本不错,咱们厂里就缺编剧,你当编剧得了。”当时芦苇还舍不得美工的活,觉得当美工当得好好的,还是业余写剧本吧,但找他写剧本的导演越来越多,他这才意识到美工这个活,自己真的没有精力和时间做了。
《霸王别姬》铸就永恒经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第五代导演走向舞台中央的时刻。1992年,芦苇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小低谷,入行十年,写了六七个剧本也获了一些奖,但一直没有一部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一次偶然的机会,远在美国的陈凯歌看到了芦苇写的《疯狂的代价》,不禁眼前一亮,剧本里有他从来没见到过的电影人物。
这一年,陈凯歌接到了投资人徐枫的一个影视项目——拍摄李碧华的《霸王别姬》。陈凯歌于是找到芦苇,一见面,他就问芦苇对京剧有没有研究?陈凯歌不知道,芦苇是戏曲发烧友,他算是问对人了。之后,陈凯歌把李碧华的原著小说拿给芦苇看。看完小说,芦苇只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写的剧本,导演可以提要求,但一个字都别动。
看过《霸王别姬》原版小说和电影的人都知道,两者差异极大,可以说,原著小说基本只是提供了故事轮廓及人物关系,剧本等于是重新写过。第二稿写完时,陈凯歌把《霸王别姬》的剧本拿给父亲陈怀皑看,看完,陈怀皑就给芦苇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夸赞芦苇是个鬼才,剧本让自己落泪了。
按照芦苇的创作意念,《霸王别姬》一改陈凯歌过去拍摄风格电影的叙事方式,完全用的是好莱坞的经典结构和经典正剧模式拍摄方法。影片1993年在中国内地上映,以4元的单场票价,斩获4500万元票房,它成为陈凯歌导演生涯的高峰,也让一直对陈凯歌抱有偏见的戛纳终于接纳了他——《霸王别姬》获得了第四十六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迄今为止,豆瓣上有超过200万人给《霸王别姬》打分,综合评分9.6分,位列“豆瓣电影TOP250”榜单第二名,仅次于《肖申克的救赎》,也是该榜单前15名中唯一一部华语电影。
一位好导演,能将编剧的所思所想通过影视技巧精准呈现出来;一位好编剧,能为导演的任何创作铺上一层厚实的基底。黑泽明说过,弱苗是绝对得不到丰收的,不好的剧本绝对拍不出好的影片来。编剧,就是影视这座机器的中枢神经。多年后,回忆起《霸王别姬》的创作过程,芦苇心中依然充满了怀念和感伤。
理想与现实之间
《霸王别姬》的成功,让芦苇一度非常兴奋。他认为自己一展拳脚的时代来临了,可实际却不像他想的那样,后来的创作几经波折,唯一让他庆幸的是在第五代导演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合作,那是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
在《霸王别姬》之后,芦苇拒绝了陈凯歌关于写作《风月》剧本的邀约,理由主要是他不想参与制作一个虚假的神话,尽管整个班底都几乎是照搬《霸王别姬》,陈凯歌开出了当时相当可观的四十万元稿酬。《风月》是涉及民国时期上海一带“拆白党”的故事。芦苇当时跑到上海做功课,翻了一遍资料,发现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的,只是小市民口头的一种传说。他认为这样的故事无法具备史诗品质,因为史诗必须跟真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合作就此作罢。
芦苇一直觉得,张艺谋在拍《活着》的时候,是非常有抱负的,在与他合作过的导演中,也只有张艺谋曾几次将他请去讨论一部电影的得失。早在1990年,芦苇就与张艺谋有过合作。当时张艺谋想拍一个陕西皮影戏艺人,芦苇就写了《桃李满天红》,但这个剧本最终没能立项。
1991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后,张艺谋拉住芦苇,彻夜在酒店讨论这部电影的失误,巩俐不时端来茶点,当时他们俩加起来总结出三十多条缺点,能坐下来认认真真数落自己作品的长短,他觉得张艺谋前途无量。
1993年春节,张艺谋邀请芦苇到北京,把余华的小说《活着》拿给他看。芦苇看过之后很感动,就应下了这活儿。《活着》是张艺谋借着酒劲儿向余华要来的本子。原本余华是想自己当编剧的,但写小说跟写剧本还是不一样,让他自己大拆大卸,像杀他的孩子。张艺谋对芦苇说,这个“革命任务”就指望你了。
《活着》上映时,张艺谋在字幕上给芦苇加了个名头——“定稿编剧”。芦苇绝对对得起这名头,这一次写《活着》,他更是全情投入。当他写下葛优说的那句“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时,自己早就泪透纸背了。
《活着》获得了1994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这是这届电影节为这部电影特设的一个奖项:最佳人道精神奖。
坚持自我
在芦苇的编剧生涯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别人找他,邀请他写剧本,包括吴天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他说自己是个很被动的人,别人不来找他,自己也不会去找导演。但这个被动的人,在2003年看到王全安导演的《惊蛰》后,于2005年主动找到了王全安,并推荐他导演《图雅的婚事》。
芦苇一般都是写完剧本就不再过问电影的拍摄,但比较例外的一次就是《图雅的婚事》,他还做了这部电影的策划。《图雅的婚事》是1997年后的十年时间里,芦苇所有剧本里唯一投拍的电影,影片荣获了200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白鹿原》这个本子,芦苇前前后后一共写了五年、写过七稿,每稿都超过六万字,合在一起有一尺半厚。为了帮《白鹿原》找到合适的导演,芦苇曾给张艺谋写信,信中芦苇告诉张艺谋,身为关中人,吃关中的粮、喝关中的水长大,有责任、有义务拍《白鹿原》这个题材,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对不起关中父老,对不起这片土地。但由于张艺谋当时担任北京奥运会总导演,无暇分身,只能作罢,最终推荐了王全安来拍。
2005年,国家电影局组织研讨《白鹿原》剧本时,芦苇发现送去的剧本不是自己写的那版,但编剧署名仍是他。王全安解释,当时因为芦苇写了两稿剧本都没有通过,他迫不得已自己上阵,十六天时间写了一稿剧本,送去一举通过。
芦苇拒绝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白鹿原》电影的编剧名单中,在他看来,最终拍摄的电影背离了原著的初衷,没有呈现出应有的史诗格局,而且把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新旧价值观的撕裂与痛苦,非常草率地置换成了田小娥和几个人的情欲纠葛。他非常珍惜这个题材,按照中国电影人目前的状态,他甚至希望这个题材最好搁置起来,不要糟践。
《白鹿原》是芦苇的心结,他曾说,如果他死了,他写的《白鹿原》有幸能被拍出来,一定要到他墓前,给他烧一张电影海报。
除了《白鹿原》,芦苇写好而没有拍的本子还有很多。多年来,芦苇对自己作品选材从来都坚持要有绝对的自由权和尺度。在选择被动接受还是离开的时候,他的选择是离开,绝不屈从。他并不承认那些令他声名鹊起的作品是自己最好的发挥,更倾向于它们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芦苇的身上一直保留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那份傲与静。有人高薪请他写剧本,他说“没感觉”,没有接。冯小刚找他,他说自己不懂喜剧。对于改编《水浒》《红楼梦》这样的名著,他同样拒绝。有人怀疑,芦苇的作品过气了,对此,芦苇并不在意。
他有一句名言:“编剧总是第一个哭的人。”作为一名编剧,芦苇认为创作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演一部戏,只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银幕上面演。他在写《霸王别姬》的时候,把程蝶衣也调戏了一把,后来他把这话告诉了张国荣,张国荣就送了他一本精美的台历,上面写着:献给我心目中的四爷。
如今,芦苇已经年过七旬,他常年保持着一年一部的节奏,雷打不动,他觉得自己写得比过去更好了。抽屉里还有十几个剧本,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投拍。他相信那些对电影有人文诉求的人,总会来看他的电影。
责任编辑:刘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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