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秦商的“陕棒棰”精神

　　□ 曹向阳

　　在明清中国商界，秦商被概括为“陕棒棰”，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肯定了秦商作为当时商业劲旅的历史地位。“陕棒棰”是当时社会各界对秦商及其陕商文化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概括，也反映了秦商在当时中国商界亲切可爱的诚商良贾形象。

　　一、称秦商为“陕棒棰”，涵盖了秦商公平正义、刚正不阿的价值取向。陕西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几千年来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化育，使秦商以诚商正贾的社会正义力量自居，做生意讲求公正合理，不搞邪门歪道。明代初年，秦商在中国商界率先提出了“贾道”即按商业规律办事的经商原则，伸张商业经营中的社会正义。可见，秦商始终以按“贾道”的商业原则办事，顽强地推行“以诚求财”的社会正义和商业良知。

　　二、称秦商为“陕棒棰”，涵盖了秦商厚重质直、诚实不欺的经商风格。陕西山川厚衍、水土妖夷的自然风貌和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使秦商形成厚重质直、质本天成的本色性格和忠厚为本、以义求财的经营风格，在明清中国商界，素以诚信忠厚、言不二价而著称于世。

　　秦商诚信经营的“棒棰”精神更表现为秦商做生意待人以诚，不欺不瞒，急人所需。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决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唯独不抢常家。入近代后，四川军阀混战，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这就是陕西人的诚信精神。

　　三、称秦商为“陕棒棰”，涵盖了秦商强毅果敢、不畏艰险的经营特点。明清时期，秦商活动的领域主要是祖国西部地区，这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社会不靖，土匪没道，持资辇重的商人常成为他们千里追杀的对象。在这种严酷的贸易环境中，行商坐贾非要有不畏艰险、强毅果敢的“棒棰”精神不可。而陕西沃野千里、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陕西群山环抱，雄关耸峙，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坚强刚勇。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秦商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拓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分析秦商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亦总结说：“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有者”。这种不畏艰险，锐意贸迁正是秦商的基本特点。

　　四、称秦商为“陕棒棰”，涵盖了道法自然、持业自尊、不善变通的率直性格。明清时期，秦商主要是利用政府“开中制”政策机遇，多由农民进城经商转化而来，他们身上更多保持着农民淳朴无华的本色，持业自尊，不善言辩，爱认死理，常被南方人戏称为“棒棰”。

　　明代时，秦商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负货远行，对妻子说：“韶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呆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秦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的“棒棰”精神。在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秦商才敢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辟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家人嗷嗷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秦商“宁吏也贾”的“棒棰”精神。

　　一部秦商奋斗的历史，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又开始熠熠生辉了。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对陕西人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而秦商在漫长的商业奋斗中所积淀的商道精神，也必将重新焕发出惊艳世人的夺目光彩。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秦商一定能在继承中不断奋进，重振昔日雄风。

　　(作者系陕西秦商总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