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西旅台名宦张世珍

　　□ 李飞

　　彰化县位于台湾省中部，风景秀丽，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与陕西有着颇深的历史渊源。清初，陕西籍将军马信率领家乡子弟追随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来马信及部属在彰化一带屯垦，建立起“陕西村”。

　　其实，彰化与陕西的渊源不止于“陕西村”。在彰化历史上，曾有过三位陕西籍的知县，临潼的张世珍就是其中一位。张世珍的事迹在道光年间修订的《彰化县志》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遗憾的是在张世珍的家乡，编撰于乾隆年间的《临潼县志》仅有“张世珍，西北里人。彰化知县，升邵武府同知”的简单记述，1991年出版的《临潼县志》《西安市志》均未记述，以至于在张世珍的家乡其事迹已湮没无闻。阎良原属临潼，与张世珍的家乡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多年来笔者一直留意张世珍史料的收集，兹根据台湾、福建等有关文献资料，撰成此文，以补方志之缺。

　　张世珍，字登席，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卒年不详，西安府临潼县陂阳乡西北里人。查康熙年间《临潼县志》可知，西北里在临潼县北五十里，当时下辖夏柳、大留、小留、鲜里几个主要村落。据调查，夏柳即今临潼区雨金街道夏柳村，大留即新市街道大刘村(民国时期，该村城门门额上镌刻有“大留堡”三字)，小留、鲜里均已不知所指。由此可以大致判定，张世珍是今西安市临潼区雨金街道西北和新市街道一带人。

　　乾隆六年(1741年)，张世珍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为殿试三甲八十一名。乾隆十七年(1752年)，任福州府屏南县知县。1757年，张世珍改双溪讲堂为双溪书院，劝捐置学田44.5亩，并勒石记其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闽督以其为人朴实，办事认真，才具明敏，于三月二十日调补彰化知县。

　　张世珍在彰化任上，为政多乖。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推广儒家文化，“建学立师，以彰雅化”。当时彰化孔庙倾颓，在张世珍倡议下，进行了大规模重修，以砖砌甬道，移礼门、义路于大成门左右，并在门外设置泮池与照墙，于泮池题石曰：“芹泉”，取“泮水采芹”之意。明伦堂依原址一并重修，地基增高二尺，规模宏敞。明伦堂之后新建训导署，训导署左方建教谕署，孔庙的规模俱全，是当时台湾学宫体制最完整的学府。此次重修工程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兴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五月完工。

　　彰化县南门内旧有关帝庙，原系雍正十三年(1735年)，彰化知县秦士望借关帝的民间信仰调处化解开垦时期土客关系捐俸创建。1759年，张世珍有感关帝庙年久失修，在重修学宫的同时，募集民间资金重修关帝庙，于次年完工，张世珍率领地方官绅举行了隆重的告竣仪式。此外，张世珍还募集资金，重修了白沙书院。

　　自清康熙、雍正时期，大陆大量移民迁居台湾，在开垦种植中与原住民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张世珍为令彰化，于乾隆二十六年(1561年)正月，勘定地界，由石冈仔至大甲溪一带开挖土牛沟，禁止汉人越界开垦。所谓“土牛沟”，是指人工开挖的沟渠地界。由于挖出来的沟泥堆成土堆，其状如卧牛，故被称为“土牛”，沟渠也被称为“土牛沟”。此举有效缓和了双方矛盾。其树立的“奉宪勘定地界碑”至今仍存，是台湾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土牛碑”，也成为那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十七日，张世珍卸任彰化知事，调回内地候升。同年十二月，吏部拟提升张世珍补兴化府通判或邵武府同知，不巧其父亡故，张回临潼丁忧。守制服满后，于乾隆二十九年(1664年)十二月初三日到闽候补，委署福建罗源县印务。乾隆三十年(1665年)，吏部以张世珍“年力强壮，政务熟谙”，于同年三月补授光泽县知县。

　　张世珍任彰化知县期间，先后撰写了《重修观音亭碑记》《重修邑学记》《重修关帝庙记》《温陵元清观碑记》《太极亭记》《重修文武两祠碑记》《重修文祠碑记》《文开书院公业条款碑记》《严禁占垦官山义冢碑记》《严禁抬弃病患暨强横投栖善养所碑记》《奉宪勘定地界碑》等十余篇碑记，这些存世文献成为研究台湾历史的珍贵史料。

　　彰化的“陕西村”、宦台陕西籍人物资料和台湾的十余万陕西籍后裔是两岸同文同祖、同根同源，同属一个中国的有力见证。文献研究交流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张世珍等一批重要的陕西籍旅台名宦的事迹应当引起方志、文史工作者重视，加强这方面史料的挖掘研究，以期在两岸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