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路遥

　　路遥来汉中组稿，在会上找我。也就是那次，路遥对我说，上次去省城开会，他见我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再一看模样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就有种天然的同情和好感，就本能地想帮一把。我想，善良和宽厚绝对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那绝对是一个人血缘环境、生活经历形成的融进骨髓里的东西。

　　□ 王蓬

　　一

　　我第一次见到路遥的名字是在1973年7月刚复刊的《陕西文艺》(《延河》)上，刊登了一则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写的是学大寨的事情。因我当时也在农村、也学大寨，尽管他写的是陕北，我在陕南，事件内容都差不多，熟悉就能记下，关键当时正学写东西，想上报刊，对凡上了报刊的都羡慕，就记住了路遥。

　　1980年陕西作家群左起京夫、路遥、蔣金彦、徐岳、邹志安、陈忠实、王蓬、贾平凹、王晓新

　　《陕西文艺》是当时全省唯一的正规文学刊物。大家都盯着，一年下来谁发表了什么，几首诗或一个短篇，人都知道，不像现在出部长篇连朋友都茫然。

　　见到路遥是1975年。《陕西文艺》召开小说作者会，通知了我。那时我已经务农上十个年头，老家西安也十多年没有去了。我正在地里劳动，记得是挖红薯，大队会计扬着通知来找我。看着满地羡慕惊讶的目光，我心里激动地“怦怦”跳着，几乎抢一样拿过通知，只怕失去了机会。

　　当时我委实贫穷，去省城竟然找不出一套浑全衣服，一条好点儿的裤子膝盖上裂了缝，妻子补了个长方形的补丁，穿上看看，不对称，只好又在另一只并未裂缝的裤腿上也补块长方形的补丁，就像眼下流行的牛仔裤。我那会全然不顾这些，只要能去省城，去《陕西文艺》开会，就像去天堂一样，给省城的外婆和姐姐扛了一袋子米就去挤火车。

　　我是去的最晚的一个。接到通知晚了，晚的原因是大队接到通知后感到吃惊。省上怎么会让一个“狗崽子”去开会?不让去吧，是“省上”的通知，于是折中，让他多劳动几天再去。能够去开会，这得感激作家贺抒玉，她是著名作家李若冰的夫人，当时是《陕西文艺》副主编，还有作家张文彬，她是著名作家杜鹏程的夫人，当时是《陕西文艺》的小说编辑。她们来汉中组稿，听到汉中地区文化馆诗人宋太海与王寅明的介绍来到了我住的村子。由于我父亲还戴着“帽子”，她们没敢去我家，而是在农民诗人蒿文杰家中，然后通知我带上作品去见她们。后来知道是看了我的作品，她们力争，又经地方党委同意才决定让我去开会的。我那会26岁，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

　　会议在西安钟楼下的省文化厅招待所举行，有七八十人。座谈、听报告，然后各自修改作品。当时陕西文坛的明星是陈忠实，他连续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我至今认为那几篇作品有种与生俱来无法复制的气势，当时也确实影响很大。再是工人作家韩起有几篇作品引人注目。其他人都还没显山露水，贾平凹还在写学习雷锋的《一双袜子》，属小不点儿，没人注意他。

　　路遥当时正在延安大学读书，工农兵大学生开门办学，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当见习编辑。我因为已经读过他写的《优胜红旗》，知道他，况且他现在又当编辑，在我心中有种神圣感。

　　去了几天都没见着路遥，人都面生不好打问，好在初进艺术殿堂，天天都新鲜，晚上看电影，餐桌上有肉菜，中午还有只鸡，多年在农村哪吃过这些?另外座谈也听着激动，会议主要是修改作品，与会作者各自带着作品，编辑们看了指导着修改，轮流给作者谈话。这在我心里造成种紧张，就跟上考场差不多。

　　我那次带去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龙春夺阵》，写个返乡青年学当裁缝，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的故事。散文《春笋岭》是生产队到巴山深处拉洋芋种所见所闻，只是放到学大寨背景上处理了一下。

　　二

　　编辑们终于找我谈话了，就在我住的三人宿舍里。我记得是小说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后来知道她是著名作家王汶石的夫人)，屋子里还有其他作者。那会大家都虚怀若谷，编辑们一张口都瞪大眼睛静悄悄地听着，恨不得把每句话都印在脑子里，似乎那全是金玉良言，能够点石成金。愈是这样我愈紧张，手足无措满头渗汗。两位大编辑缺点优点说了许多。我并不糊涂，我最关心的是作品能不能发表?

　　“路遥，你谈谈意见。”小说组长路萌突然冲着旁边一个壮实小伙说。

　　什么?他就是路遥!我连忙仔细打量他。个头不高，敦敦实实，脸色黑红，完全像个刚从地里劳动回来的农村小伙。刚才一屋子人，我看过他一眼，以为他也和我一样，是从农村来的作者，没想到他就是路遥。他该是什么样儿?以前也没想过，只觉得他像村里有个叫“扎墩”的小伙，黑胖结实，刁顽而讲义气。每次上公粮扛一两百斤的粮袋从不怯场，且最爱给人帮忙。谁力气怯只要求他，几句好话就能帮着把一架子车粮袋扛完。

　　路遥要在村里，也注定有人叫他“扎墩”，他也注定扛得动粮袋。说不上也肯给人帮忙。只是不知这会他对我作品咋看?

　　我紧张地看他，他先看了我一眼，随即目光又朝下，我疑心他在看我膝盖上的补丁。谁知他用一口浓重的拖着鼻音的陕北话说：“这两篇作品还有生活气息，语言也生动，再改也没多大意思，我看通稿时顺一顺就能用。”

　　“那就这样吧。”两位小说组长略沉思了一下也同意了。气氛一下松弛下来，满屋子的人扯起了闲话，扯起了那些年人最感兴趣的“小道消息”。我心头感到一阵轻松，没想到如此顺利地过了关。后来这两篇作品分别发表于《陕西文艺》1976年3期和4期。作品第一次上本省正儿八经的文学刊物，除了感激所有帮助我去省城开会的人，也很感谢路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候帮我说话。当时没有什么感谢办法，只是想要在农村上公粮，我能帮他扛粮袋。

　　过后，陕西省在汉中召开全省革命故事调讲会。路遥那时已大学毕业，正式调进了已经恢复的《延河》编辑部，来汉中组稿，在会上找我。我与路遥已经见过面，有过交往，就很自然地接触较多。

　　也就是那次，路遥对我说，上次去省城开会，他见我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再一看模样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就有种天然的同情和好感，就本能地想帮一把。他说他家在比陕南农村更贫穷更严酷的陕北农村，曾经连我那种带补丁的裤子也穿不上，饿饭更是常有的事。

　　尽管他没有讲更详尽的情景，我顿时感到拉近了距离，有了一种天然相通的东西。我对他支持帮助我作品上《延河》有了种透彻的理解。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富于同情心。善良和宽厚绝对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那绝对是一个人血缘环境、生活经历形成的融进骨髓里的东西。

　　也是那次，他问我对生活有什么打算?那会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父母的冤案尚未平反，我还是一个整天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农民。虽然发表了些作品，小有影响，但还看不出有离开黄土地的希望，而这一切又绝非我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

　　“我们这些人首先要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真正干出成绩，愿意帮忙的人才好替你说话。现在就要有这种想法和目的，而人是有了目的才会锲而不舍地奋斗……”这些话无疑给我壮了胆，使我心中那些朦胧的念头变得明晰。关键是这么一个从更艰苦更贫瘠的土地上奋斗出来的农家小伙就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这对我的影响可以想见。

　　这次接触，还算不得深谈，但彼此都加深了了解，发现了许多相同相通的东西，关键还是我们共同喜爱文学，这就有话可说，而交谈中又绝不仅仅是交流了对文学的看法，而是互相了解了对方。至此，我们成了朋友。

　　(本文作者曾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