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八办”：通往延安的“红色桥梁”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局部

　　在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静静地矗立着一排青砖黛瓦的小院，这里便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国统区西安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所在地。

　　它宛如一座“红色桥梁”，传播党的抗战主张、巩固并拓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量药品、粮食和布匹源源不断从这里输向延安与抗战前线，并引领着满怀热忱的爱国青年，如冼星海、高士其、张学思……纷纷由此前往延安，踏上追寻光明与理想的征程。近日的一个午后，记者探访了这座被誉为“红色桥梁”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一块铜牌

　　站在纪念馆大门前，一块“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铜牌格外引人注目。为何这里会有这样一块看起来与西安“八办”没有什么关联的牌子呢?走进纪念馆，展板上的内容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医疗器械和药品十分缺乏，周恩来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1936年春夏之交，刘鼎来到竣工不久正待出租的七贤庄，因这里距火车站较近，交通方便，看上了这所不起眼的小院。于是用200块银元租下了七贤庄的一号院，在德国牙医博士温奇·冯海伯牙科诊所的掩护下，秘密交通站开始了为延安采买、转运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的工作。与此同时，刘鼎还请地下工作人员涂作潮在一号院地下室安装了一台100瓦的电台，把中共中央设在保安(今志丹)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广播传播到全国各地。

　　正是这个以牙科诊所为掩护的秘密交通站，为长征后的红军打通了物资、通讯通道，成为延安与外界联系的一座桥梁。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秘密交通站”改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由叶剑英主持工作，秘书长先后由李克农、张文彬、李涛担任。主要任务是发展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联络团结工作，促进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8月25日“红军联络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

　　从1936年5月秘密交通站设立时算起，到1946年9月止，西安“八办”在国统区坚持战斗了十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正如讲解员所说：“这里是全国所有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办事机构。”

　　一扇小窗

　　抗日战争中，西安“八办”具体发挥了哪些历史作用?答案，就藏在这座院落的每一处角落、每一件展陈里，在工作人员细致深入的讲解中，逐渐清晰、愈发厚重。

　　在七贤庄北边一间临街房间的墙壁，有一扇长宽各约一拃的方形小窗，这扇看似不起眼的小窗，是干什么用的呢?

　　据介绍，西安“八办”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发行共产党的书刊、报纸。西安“八办”的《新华日报》分销处在北大街通济坊。为了扩大宣传、方便群众，又在这间房子的后墙上开设小窗口，发售《新华日报》《解放》《西北》《群众》等报刊杂志。

　　当时，《新华日报》就是从这扇小窗中传递出去，使身处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了解了我党的政治主张，也让世界知晓了“中国的西北角”。

　　这扇售报小窗，正是西安“八办”开展宣传与统战工作的缩影。位于国统区的西安“八办”，就如这扇小窗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和统战阵地，通过这个窗口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通过西安“八办”这个特殊的窗口开展统战工作。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先后与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建立起联系。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也分别拜访和接触国民党地方当局上层人士，为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做好国民党陕西当局军政领导人的统战工作，西安“八办”还积极贯彻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团结中间势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而努力。

　　国家一级文物，抗战物资铅块。

　　一方铅块

　　西安“八办”的展陈文物中有一方表面布满了划痕的暗灰色金属方块(铅块)，如果不是讲解员的介绍，你或许想象不到，这方铅块竟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西安“八办”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八路军领取、采买、转运医疗器械、药品粮食、被服、通讯器材等物资，送往延安和抗战前线。铅可以用来制造铅印、子弹头、枪栓等，在当时属于禁运物资，这方铅块就是为延安运送的抗日物资之一。

　　讲解员介绍，1938年的一天，西安“八办”安排大车队为延安输送一批物资，包括面粉、被服、铅块等。那一次，车子装得很满，多出来一方铅块没地方放。为了避免国民党官兵的盘查，运输员席文升就将它放在了大车车帮的工具箱里，并用泥土封住，藏在了马车甲板的下方，但在延安匆忙卸货时不小心遗漏了它。1988年，席文升的儿子根据父亲的遗愿，把它捐赠给了纪念馆。

　　这方铅块是西安“八办”运输抗战物资的珍贵实物见证。在那段烽火岁月中，无数紧缺的药品、粮食和布匹，正是经由这里，突破重重封锁，被安全运抵延安及抗日前线。

　　一张地图

　　“到延安去!”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无数爱国青年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怀揣着对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地奔赴圣地延安。

　　在西安“八办”的许多房间，都能看到这样一张简陋的手绘地图：没有比例尺，也没有等高线，只是简单地指明了从西安到延安的简要路线。从西安出发，经咸阳或草滩，到三原、富平、宜君，再到洛川、甘泉，最终抵达延安。讲解员介绍，这趟行程约400公里，如今我们乘坐动车只需要两三个小时，但在那个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年代，需要徒步跋涉半个月甚至更久。不仅如此，途中还可能遇到国民党方面的盘查刁难，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住青年们报国的热情。

　　高士其，福建福州人。这位延安第一位红色科学家，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化学、细菌学，1937年8月经西安“八办”赴延安。

　　冼星海，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巴黎音乐学院。1938年经西安“八办”赴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创作《黄河大合唱》。1940年经西安“八办”赴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

　　冯志坚，台湾台北人。1938年从台湾经香港、西安“八办”到达延安，参加对日宣传、改造日本战俘等工作。

　　王唯真，菲律宾华侨。1939年经西安“八办”赴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2月到达延安。

　　陈明，马来西亚华侨。1938年5月经西安“八办”赴延安。

　　……

　　纪念馆的展板上，生动记述着无数爱国青年在此被接待、被护送，怀揣理想，络绎不绝地踏上前往延安的热血征程。当时，西安“八办”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和青年接待站，专门向延安输送爱国进步青年。据统计，有2万多名爱国人士和各界青年由此进入延安，踏上了革命道路。

　　不仅如此，一些国际友人，如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范查理、白求恩、马海德、路易·艾黎、伊文思等，也都是经由西安“八办”前往延安。

　　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西安行营在咸阳、草滩等地设立了10多个检查站，专门盘查刁难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此外，还在三原、耀县设立所谓的“青年接待站”，强迫赴延青年参加国民党军。为此，西安“八办”与国民党当局灵活周旋，以保证爱国青年顺利奔赴延安。

　　一场探访

　　午后的阳光透过繁密的枝叶，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古朴的院落里撒下细碎的光斑。这座承载着抗战记忆的红色建筑，如同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静静等候着每一位前来追寻红色足迹的访客。

　　记者采访当天，纪念馆大门前人流如织，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父母牵着孩子的手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家庭，有单位组织集体参观的队伍，也有像记者一样独自前来瞻仰的游客，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肃穆与崇敬的表情。

　　“暑假带孩子来感受这段历史，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他能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带10岁儿子来参观的市民张先生说。

　　胸前佩戴着党员徽章的李先生和同事来自西安的一家企业，他说：“革命前辈在艰苦岁月中的坚持与奉献，让我十分感动。这次参观是对初心的一次重温。”

　　不知不觉间，闭馆时间已至，夕阳的余晖掠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青砖灰瓦。人们陆续从院子中走出，但讲解员口中那些关于抗战岁月的故事，仍萦绕在耳畔。革命先辈曾工作、生活过的房间，展出的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张张展板和历史照片，都在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它们不只是陈列的历史，更是一次次叩击心灵的对话，在每个参观者心中久久回荡，震撼不息。

　　时光流转，昔日的“交通站”，现在成为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成为砥砺前行的红色信仰，在每一位参观者心中静静扎根、传递。文/图 记者 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