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

2019-11-27 16:31:33  来源:各界新闻网  


[摘要]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地方志是中华文化之瑰宝。地方志薪火相传,绵延不断,既是客观的文化载体,又是厚重的历史积淀,历代政权都重视、提倡地方志编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地方志的存史资治功能,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政府在艰苦卓绝的施政条件下,积极开展旧志收集保护工作,并最早在局部执政区域制定方志工作有关法规,志书也为边区建设发挥了独特的明晓地情、辅政资治作用...

  各界新闻网讯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地方志是中华文化之瑰宝。地方志薪火相传,绵延不断,既是客观的文化载体,又是厚重的历史积淀,历代政权都重视、提倡地方志编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地方志的存史资治功能,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政府在艰苦卓绝的施政条件下,积极开展旧志收集保护工作,并最早在局部执政区域制定方志工作有关法规,志书也为边区建设发挥了独特的明晓地情、辅政资治作用。

  一、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历史文献

  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地区,因为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且战乱频仍,修志次数不多,志书存量较少,属一种稀缺的历史文化资源,著名记者、作家陈学昭初到延安就想查阅府志而未能找到。正因为地方志价值独特、存世甚罕,在当时较为稀缺的历史文献中就显得格外珍贵,因此颇受党政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重视。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第一个保护文物的专门文件《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通告》指出:“一切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古迹古物,为我民族文化之遗产,并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历史之重大材料,此后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对于上述种类亟宜珍护。”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地方志,但地方志自然包含在“一切历史文献”中。同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和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签发《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为调查古物、文献及古迹事》。《训令》:“查我国西北一带,原系祖先发祥之地,而边区又为西北之要地,历代所遗文物胜迹之多,自不待言。……而历代古物、文献与古迹实为研究过去社会历史与文化之发展的必需参考材料。”责令各县、区、乡指定专人负责调查,填记古物、文献、名胜古迹三种调查表,对调查所得之古物、文献及古迹暂由所在区、乡或县政府保管,“加以整理发扬,并妥予保存”;对自愿捐献或出卖古物、文献的群众酌予奖励,对工作得力的政府工作人员亦适当奖励。

  1943年5月,林伯渠送刘志丹烈士灵榇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城,见到清光绪二十四年侯昌铭纂修的《保安县志略》未印残本上册,如获至宝。谢觉哉代其作序曰:“边区地僻,又迭经兵火,许多县的志书,年久失修,老的志书也散佚得很。边府曾函令各县注意收集,所得还很不全,应继续向各地的故家老人询问或借抄或价买,使各县历史人文地宜的记载,都得灿然可考。”同时嘱告:“如有藏得下册底本的望函送边府续印。这不只搜求旧文献,而是于新的边区建设,大有帮助。”谢觉哉曾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等职。

  解放战争后期,猖獗一时的国民党军在陕北战场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各地乘胜进军。1948年3月,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北局又及时发布保护各地文物古迹的布告。布告规定,在新解放区,对于贵重文物,如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各种调查统计图表、碑帖、雕刻及其照版等,应由军队政治机关或当地县委、县政府负责征集,并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1948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修正稿)》,依然强调保护历史文献,其第六十九条规定:“保护一切有关历史文化之古迹与古物”。

  边区公务人员也爱志如命,有这样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汪雨相,名树德,光绪五年(1879)生于安徽省盱眙县明光镇(今安徽省明光市)。他热爱修志事业,从1933年开始,在家乡进行采访和编纂事务,积数年之力写出第一部《嘉山县志》手稿18本20余万字。1937年,毅然率领家眷及亲友28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医院、边区政府民政厅等处工作。最为可敬的是,在兵荒马乱的旅途中,他为了保存志稿,宁愿把自己痛爱的孙子送往西安育婴堂,也不丢弃志稿。1938年到达延安后,仍将志稿带在身边,志稿在延安保存近十年,后来又一路带到北京。1959年,当他得知家乡要新修县志后,非常激动,欣悦地将历经风雨的这部志稿赠给嘉山县人民政府。

  二、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尝试开展地方志工作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相对比较和平的环境局部执政,把陕甘宁边区视为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示范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边区有识之士提出编修志书、年鉴的设想,边区权力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把修志列为政府职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地方志工作的最早探索。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教育厅提出“成立地方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修地方志人物志案”,张仲实等提出“编修边区志或年鉴案”提案,大会以143票,获得多数同意,通过审查意见。虽然囿于当时战争环境和财政状况,修志工作未能开展,但修志工作的建议能在边区最高权力机构通过,说明边区权力机关对此项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实属难能可贵。

  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由边区政府公布实施,其中第十一条规定:“第三科掌理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民教馆、图书馆、公园、古迹、编修县志及其他文化建设事项”。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修志工作写入政府职能,边区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层面。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过程中,开始注重修志工作,并对修志工作的责任主体做出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地方志事业最早的制度安排。

  三、读志用志知地情察民风资治理

  地方志独特的“官修”“政书”特点,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并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积淀,是延安干部鉴古知今、了解熟悉陕北地情民风的重要途径。

  1941年6月3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为着更好的熟悉与从历史上来考察各地具体情况与特点,以加强对各地工作领导起见,西北局特于秘书处设立材料研究室,专负猬集过去及现在各种材料以资参考。”通知列出要求各级党委收集整理的材料若干项,其中第一条就是“各县县志、名人烈士传及歌谣等”。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更是强调:“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用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并在第三条中规定“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地方志的研究资政价值。

  盐是边区最大出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1941年7月,谢觉哉在日记中记道:“林老在志书上录出一故实,示我录此。”这一“故实”就是著名的许瑶《延民疾苦五条》。林伯渠、谢觉哉查阅的即《延安府志》第七十四卷。许瑶,常熟人,曾任清顺治年间分巡河西道,其《延民疾苦五条》,条陈延属弊政,载于清嘉庆《延安府志》,是研究陕北历史的重要文献。许瑶感叹“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天下之赋莫重于延”,尤其是对盐政之弊给予专门论述。“驮盐系延属之最苦缴课,非经国之訏谟。谨酌两便之策,以拯五属之剥肤,以垂盐政之永利事。窃照盐法成例,招集商贩,疏通官引,此万古不易之定制也。奈庆延等府,因无商贩,不得不向户口散引;引散矣,又不得不责令户口驮盐。乃驮盐一也,而州县坐落与盐池有近有远,则利害判然于其间矣。如庆阳之环县,去盐池最近,则其民以驮盐为最乐,盖四围山岭,有米不能出粜而易银,惟驮得盐一引,可获四五钱之利;其本处卖之不尽者,即卖之远池州县,所获更倍,故其民争相趋于盐利,虽禁之不能止者,路愈近则利愈广也。如延安之宜川、延川、宜君、中部、延长等县,坐落延属之极东南,去盐池甚远,则其民以驮盐为最苦,崎岖险隘,往返三千余里,运载艰难,驮盐一引,脚价较引价不啻十倍,至售盐之后,尚不足偿资斧之费,此赔折之苦也。存头畜者,犹堪支持;至贫无力者,背负雇荷,辛苦万状。如延长该盐引八百六十四道,计盐一十八万斤,需长驴三千六百头,竭一县之力,无从设处,此脚力之苦也。延长册丁一千六百有奇,以两驴一人计之,得夫一千八百名,即空国而负贩,其孰是力南亩而应正供者乎?必至抛芜田地。此伤农之苦也。故其民自我朝以来,皆甘心纳课缴引,而不愿驮盐。其所食之盐,皆买之近池州县之步贩耳。然而司盐计者凛奉功令,恐与民间纳银不得升合食盐之敕谕相左,势不得不责之以驮,是欲小民实沾国家恩惠也;而不知小民不惟不沾恩惠,反有倾家荡产,以至惊窜转徙者矣。故其民视驮盐之苦更苦于包丁包地者,盖地远而害深也。然则听其纳课而不驮盐,则在朝廷既不可受不与而取之名,在盐院亦不肯任虚销引而实收课之责,此不可也;必欲强之驮盐而后纳课,是欲强其至苦,而驱之以甚不便,矫其所愿出之常课,而迫以赔累之,其祸无益于国而有害于民,又不可也。为之奈何?窃以为不责远池州县之民驮盐而责远池州县之民销引,是在国既非不与而取之课,而在民又无矫所愿而强所苦之害,此策之两便者也,惟在一转移间。则今近池州县之民,惟冀多得一引,以为谋利之资,亦有自私与远池州县之民取引以往驮者,此民间之私弊,转可为国家之公利。若明计远池州县,将引转卖近池州县之民,在朝廷视之,依然商贾也,何害于国?在民既得薄利,复免远涉,且可优游纳课,而国税不至于疾民矣。伏乞慨赐题明,永著为例,是盐税无缺额之忧,数县有更生之庆矣。”谢老逐字抄录(《谢觉哉日记》与《延安府志》个别字句略有不同,此据《延安府志》原文),作为研究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的运盐工作的重要历史参考。通过对方志记载的研究和向当地知情者的交谈了解,他认为:“盐是有引地的。一定地方销某处的盐,这制度到国民党时代还没全废除。引地的划分,我意有下列道理:1、出盐地方多,销盐地方少,不能不来个限制。2、地方经费出自地方,所以地方要争并保持引地。3、道路运输的限制。而不只是盐商专利的问题。花定池盐的引地,据府志上说是:延安、庆阳、平凉三府,榆林、宁夏二镇。关中属河东盐引地,但很久以前,花定盐即私销到关中等地。”1941年7月,他细致地研究过花定池盐运销工作后,发现“动员运盐更不合理:不去研究运销的主客观条件,而只怪盐的不销,由于盐池位置不在庆阳或鄜县之故。于是用义务劳动把盐运到庆阳或鄜县来。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然而购盐的并没在庆阳或鄜县等。”读志明智,由此可以看出,他深刻思考旧志所载的历史弊端,引以为鉴,阐发新的工作意见。7-8月,他就盐务工作数次致信毛泽东,并多次面谈。1942年8月21日,他继续向毛泽东提出建议:“一、不得违害农时,挤出时间才去,可以挤出些时间的。二、要好牲口才去。三、要组织贩盐合作:(一)把长脚夫组织在里面带路;(二)组织贩盐合作,有些乡不愿按户派运,愿集钱买牲口组织永久的盐队,这些很好的,应帮助他。四、要保证贩盐的有钱赚,至少不折本。”他还认为:“有过去才有现在,有过去与现在,才有将来。切斩历史或者轻心地拿‘情形不同’四字拒绝研究和轻视过去经验。是危险的。”

  1947年,彭德怀在与谢觉哉闲谈时说:“陕北某县县志有一首描写地主生活的诗:‘冷窑暖炕一盆火,稀稀咸菜泡蒸馍。’其生活原不过如此。”彭德怀所说的“某县县志”,应当是民国《洛川县志》。该志之《方言谣谚志》有“暖窑热炕一盆火,稀粥咸菜泡蒸馍。此为人生至乐也”的记载,县志所载与两人言谈的个别字句略有出入,疑为当时记忆或记录造成的。其时,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正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地方志中农村富有阶级对富裕生活的通俗表达,加深了他对陕北社会及其阶级状态的了解,彭德怀引证的方志语言也让谢老留下深刻印象。

  延安时期,对地方志的涉猎范围较广,从县志、府志到省志都有。1943年,林伯渠函印清光绪侯昌铭纂修的《保安县志略》若干份分赠谢觉哉等同志,序言特别指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是“调查研究”收集材料的方法之一。林伯渠还给黄齐生赠送《延安府志》《保安县志》,谓“可备检查此间历史故事的参考”。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驻地,据说得名与明代肤施籍工部尚书杨兆有关。1944年5月,谢老对此进行考察,并旁引省志钩沉索隐:“杨家岭,本名杨家陵,传说明万历杀尚书杨兆,杀了又追封抚恤,用金子铸头埋延安附近。杨家陵只是塚之一,共有七处。《陕西通志》只载杨兆墓在延安,有石牌,一曰一品名山,一曰三朝柱石,事迹不详。”可见,当时延安还能见到省志。(霍志宏)

编辑: 何欣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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