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贾平凹张艺谋，你们把陕西拖后了几条街？

[摘要]日前，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有人聊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很火，雷倒了好多网友，尤其是好多老陕看了，惊讶得竟不知说什么才好。文章大意是说，陕西的三大名人陈忠实、贾平凹、张艺谋，非但没有给陕西争光，反而抹黑了陕西，影响了陕西的发展。当时听了，觉得是奇谈怪论，但也没当回事。...

　　日前，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有人聊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很火，雷倒了好多网友，尤其是好多老陕看了，惊讶得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文章大意是说，陕西的三大名人陈忠实、贾平凹、张艺谋，非但没有给陕西争光，反而抹黑了陕西，影响了陕西的发展。当时听了，觉得是奇谈怪论，但也没当回事。这年头，什么反常识、反理性的议论没有?如果把每种怪论都认真滤一遍，非得神经病不可。谁知回到家里，那位朋友真把文章的链接发给了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此文最早是发表在公号《营在西安》上的，说是文章，实际上不过是一篇访谈，被访的人叫“张宝通”，文前介绍是“经济学家，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十大杰出经济人物之首，西部经济建设功勋人物，第二届西部十大风云人物……”，总之头衔很多，如果把每个头衔都像气球一样地串起来，大概有几米长吧。

　　然而看他的访谈，东拉西扯、不知所云的地方很多。其中提到“陕西三大名人”的地方是这么说的：“我对陕西的三大名人不看好，评价不高(贾平凹、张艺谋、陈忠实)，从政府角度来看，他们对陕西的发展完全起到了错误的作用，抹黑作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他们给人们展示的是陕西的封闭、落后，他们主要描述的都是童年的事情，童年的落后，给外界一个陕西就是封闭落后的印象，完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其中第一句，属于个人意见，趣味无争辩，他人无法置喙。就像我本人对“陕西的三大名人”，尤其是“贾、张”二位也不喜欢一样。但话风一转，就说“从政府角度来看，他们对陕西的发展完全起到了错误的作用，抹黑作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就令人莫名其妙了。

　　请问张会长，你说的“政府”是哪一级政府?是中央政府，还是陕西省政府?如果是中央政府，既然贾、陈、张如此不堪，为什么还要让张艺谋执导世界奥运会的开幕式，让陈忠实、贾平凹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政府用人不察，还是贾、陈、张欺骗了组织?如果是陕西省政府，既然贾、陈“对陕西的发展完全起到了错误的作用，抹黑作用”，为什么还要让这两个抹黑陕西的人担任省作家协会主席?是鼓励他们继续抹黑，还是引蛇出洞，故意让他们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都不是，那我只能说，是因为张会长替政府出谋划策时间长了，错把自己当成政府了——就像焦大在贾府时间长了，就误以为自己是贾府的人一样。

　　从现代知识分工的角度看，每个人都只懂得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小部分知识。因而，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应当恪守知识的边界。但张会长偏偏喜欢“跨界思考”，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大发议论，说“西安旅游资源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但西安前几年旅游排序在全国排序居10名之外。我觉得吃亏是因为陕西文人太多”，这是什么话!西安旅游排名靠后，是由于政府不作为，导致旅游环境差，服务意识淡薄，跟文人多有什么关系?唐代文人那么多，为什么还会“万国来朝”?难道是陕西文人写文章鼓励出租车都宰人，小偷专偷外地人的么?

　　根据文前的介绍，张会长的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城市经济，企业经济”，这已经够忙的了，可偏偏还要指导文艺创作，就难免错谬百出。

　　比如，张会长指责贾、陈、张三位写的都是他们的童年，为什么不写写当代社会呢?而会长不知道，童年经验是一个作家重要的创作资源，不是你说忽略就能忽略的。

　　因而，曹雪芹写的是童年，鲁迅写的也是童年，但贾、陈写的就未必尽是童年。《白鹿原》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1949年，陈忠实老师却生于1942年，因而《白鹿原》写的不是陈忠实的童年，而是陈忠实爷爷的童年。贾平凹的小说时间跨度很大，《商州三录》可以说写的是他的童年，但《浮躁》《废都》却写的是他的成年，童年的庄之蝶不可能拥有那么强的性功能。张艺谋的作品多数都揭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他却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说张艺谋写的也是他的童年，这是给“新社会”抹黑，人民不答应。

　　写到这里，看了一下表，睡觉还有点早，就顺便给会长普及点文学常识吧!一个作家的好坏跟他描写的内容没有关系，不是写了封闭、落后的东西，这个作家和作品就是封闭、落后的。如果是这样，谁还敢写妓女、赌徒、流浪汉呢?反之，也不是说，写了高大、先进的东西，这个作家和作品就一定是高大、先进的。否则，人人都去写权贵、富豪、宝马名车去了，谁还关注底层呢?

　　作为政府智囊一类的人物，张宝通先生想把西安融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心情迫切,可以理解。但他把陕西保守、落后的板子打在文人屁股上，却是“柿子捡软的捏”。干嘛不打打官员的屁股呢?文人靠自己的才华，写了几本小说，你说“(陕西)文化名人非但没有对城市品牌国际化传递正面效应，倒是负能量满满。”但据媒体报道，前任魏书记到国外出差，还让旅游公司的老板，安排饭庄的厨师，带着锅碗瓢盆，到国外做扯面，这对西安的“城市品牌国际化”传递的是什么效应?你干嘛不提一句呢?

　　实际上，一个地方的发达与落后，主要是政府官员作为与不作为的结果，与文人的几本小说、几部电影何干?

　　如果说陕西的保守、落后要归咎于贾、陈、张的“抹黑”，那么南方的发达是不是要归功于文人的“扮靓”?比如，上海要归功于王安忆，南京要归功于叶兆言，杭州要归功于余华?如果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地方的封闭、落后，就是对一个地方的抹黑，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莎士比亚抹黑了伦敦，巴尔扎克抹黑了巴黎，高尔基抹黑了圣彼得堡?他们对工业革命初期的罪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理，杜甫抹黑了长安，因为他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曹雪芹抹黑了北京，因为他笔下的贾府，“只有门前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鲁迅抹黑了绍兴，因为他写了《故乡》《祝福》《孔乙己》等封闭、落后的东西;莫言抹黑了山东，因为他的获奖作品《蛙》反映的是惨无人道的计划生育。

　　透过这荒诞不经的逻辑，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陈腐不堪的观念：文人要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替当下的生活鼓与呼;否则，就是负能量，就是“抹黑陕西”，就是“完全起到了错误的作用”。张会长“希望西安能出现一些能写当代的文人，能与时代贴近的文人，我们要现代化、贴近现实，活在当代。”

　　在这个思想市场上，各种思想产品、科技产品都有充分的试错机会，而不是动辄得咎，只要那个官员或“准官员”不高兴，就戴上“抹黑”的帽子，打入“错误”的另册。

　　张宝通先生想把陕西打造成一个科技与教育大省，这个想法很好。可目前的现状是，高校多没有使陕西或西安占尽先机，孔雀东南飞，或西半球飞，使陕西成了一个人才培训基地或中转站，外流现象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