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 李刚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的精神风貌。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而育化了明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这种精神构架支撑了陕西商人在明清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辉煌业绩，并成为今日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忠

　　陕西商人精神核心的“忠”，首先是指“忠义”。忠就是忠于国家，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自商鞅变法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自觉将经商行为与国家兴亡合而为一，以实现民族兴旺和富国强兵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培育的“国都意识”和“首善理念”在经商领域的展现，也是陕西人作为华夏文化“守墓人”的责任自觉。这种“忠义”精神《汉口山陕会馆志》有总结性说明：“秦晋商人体夫子(关公)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孝悌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

　　陕西商人的“忠”又涵盖“忠厚”之意。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厚水深、原庑川广的自然环境，羽化了秦人厚重质直、敦厚朴实的人格特征，使陕西商人在其经营中忠厚为本，朴实不欺，以“陕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在明清中国商界广为传扬。清末文人郭嵩焘在比较山陕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正因为陕西商人宅心仁厚，质朴无诈，才结缘各方，人们都愿意与陕西人做生意。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总结性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与其易而谅其心。”

　　陕西商人的“忠”还包括“忠诚”“忠信”的价值取向。陕西山高泉庞、雄关峙立的人文环境，形成秦人骨骾成性，质直不欺的性格特点，使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至诚至信，忠信为本，以诚信不二而著称中国商界。陕西商人在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内竖有《众商合议戥秤定规矩碑》，该碑除了对戥秤有统一规定外，还对秤作了文化阐释，认为“秤星”就是“诚信”的谐音，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忠厚诚信上的硬制度与软约束。对于陕西商人的忠信诚实精神，河南洛阳山陕会馆陕西商人所献《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有精当总结，“帝君之忠义神武实是以震浮起扉，为万世则故即载……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竟刀锥子母者，日夕旅录于帝之旁，庶其触目警心，不至见利忘义，角乖张而尚狙诈也。”

　　二、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道

　　陕西商人的“道”，首先是指经营的规则和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按商业规则行事就会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否则就会失道乱为，贪利坏法。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前镌刻的一副对联就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意即商人求利的物欲动机必须受到规则的权衡与制约。因此，陕西商人很注重制度建设，他们通过厘定《店规》《行规》《会规》等经营规则，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使陕西商人以制度之严整、队伍之整齐而著称中国商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区域地理学泰斗任乃强先生总结陕西商人在西康经营成功的经验就是：“其组织似粗，而实严密，各方皆能顾到，故少失败，人各乐于努力，乐于积存，故其业有兴无败者。我国旧式商业，山陕人最为擅长，凡此规模，即其所创。”李亦人先生写《西康综览》时亦描出，陕商“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这些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的客观总结。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又是指按规则办事。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给了陕西商人能够穿透事物表象抓住事物本质的灵气，是他们能够在风波骤起、跌宕起伏的商业经营中，探寻商业发展规律，将商业实践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表现了极高的商业素养。在中国商业史上，是陕西商人最先提出了“贾道”的基本概念和按贾道经营的科学思想，这是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陕西商人已经把“贾道”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出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正因为陕西商人努力探索商业经营之道并按商业规律办事，才在明清之际涌现出诸如贾云山、秦后渠、师从政等一大批经商才俊，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优秀商人的代表。

　　三、陕西商人的行为特点：勇

　　陕西商人的“勇”，首先是指不畏艰难，万里拓荒的经商气概。祖国西部地处边陲，这里天苍野茫，高山巨川，辽荒万里，戈壁瀚海。这种严酷的生态环境，南方人视为畏途，而陕西人长期形成的尚气概、先勇力、坚毅果敢的强悍性格，却适应了这一方贸易环境。陕西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条件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的骨骾性格;而陕西水深土厚，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又羽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行为特点，使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拓荒，取得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

　　陕西商人的“勇”，又是指不畏强暴，奋力拼博的负气尚武精神。明清时期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翻阅明清以来的陕西地方志，陕西商人被土匪杀死在这条漫漫商路上的记载所在多有。这便说明只有具备不畏强暴、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在这条西部的商道上杀出一条血路，服牛格马，周流天下。正因为具有英勇尚武、不畏强暴的粗犷性格，才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

　　陕西商人的“勇”更是指敢冒风险，勇闯禁区的开拓精神。在整个明代，陕西商人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体制进行顽强抗争，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区，推动政府进行政策的调整，才使明清西部贸易发展到波澜壮阔的局面。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商人明初首先对明廷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政府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明代中叶，他们又再次冲破明政府“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叶到西部销售，迫使明政府再次放宽政策。在西南边茶贸易中，陕西商人又突破汉商“不入夷地”的规定，到草原深处的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然后又“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在四川边盐贸易中，陕西商人不顾清政府“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引岸制度的规定，冒死犯禁，携带盐船，“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一路凯歌，将川盐销区扩大到云贵十分之七的府县。在陕北边地贸易中，陕西商人冲破政府“内地民人不许擅入蒙地”的限制，“携带牛车，三五人一帮……一直向内蒙古地区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这就是《神木县志》记载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买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的史实。

　　所以，陕西商人其心也忠，其行有道，其人也勇。这与晋商的义、德、勤;徽商的仁、伦、智;浙商的身、道、慈，形成鲜明的区别，展现了中国商业文化灵空的多元性。

　　(作者系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