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他的老师胡也频

唐博

　　“左联”五烈士、革命作家胡也频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老师，从1930年2月到7月，两人曾经有过一段师生关系。那么，胡也频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到济南的?季羡林眼中的胡也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

作家老师来了

　　1930年，是国民党夺取山东政权的第二年，当时的省主席是韩复榘，教育厅长是何思源。当时的山东济南省立高中(今济南一中)是全省唯一的高级中学。教员、学生都很复杂，学校管理混乱，学生自由散漫。教职员有的混课时拿薪水，有的勾心斗角，争权斗利，根本不像求学的地方。进步学生季羡林等人对社会不满，对统治者感到厌恶仇恨，求学也毫无出路，处于苦闷、彷徨之中。

　　胡也频未到任之前，季羡林的国文教员是清朝遗老，他是个思想落后、观念陈旧老先生。他开始教的全部是文言文，后来因为学生强烈反对，他就从《胡适文存》中选了几篇文章，想借此敷衍学生，保住自己的饭碗。那时“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过去10年了，社会已有很大的发展，学生思想进步很快。《胡适文存》怎能让青年人满足呢?在学生的反对下，这位老师无脸进课堂，辞职不干了。季羡林的国文课从此空下来了。就在此时——1930年的春天，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青年革命作家胡也频，要来任季羡林他们的国文教员了。

　　1928年，胡也频和妻子丁玲、好友沈从文在上海合办了一个刊物《红黑》月刊，胡也频把老父亲准备用来养老的1000大洋(约今20万元)以高利贷(月息3分，即要30个大洋的月息)的形式借来，下了大血本。“红黑”在湖南话里有“横竖”、“反正”的意思，这个刊名意味着这三个年轻人是豁出去了，不成功则成仁。《红黑》第一期出刊那天，三个年轻人站在上海四马路和北四川路的书店门口，看着自己刊物被摆在显眼的位置，踌躇满志。在《卷首题词》中，他们鲜明地表达了为苦难民众而创作的宏图大志。然而，三个年轻人肯定不会料到，《红黑》最终只出版了8期就宣告夭折了。书商恶意拖欠书款，很快导致资金无法运转，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三人除了宣告破产外别无他路。商人拖欠货款，这是商场上见惯不惊的“潜规则”，但这三个稚嫩的书生显然毫无破解这个“潜规则”的经验和能力。三个年轻人本来想以自己的热血来染红这个黑色的社会，没想到社会这个黑巨人稍微动了一下手指就让他们全身皆黑了。残酷的现实也使三个年轻人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

　　1929年冬，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张默生和教育厅长何思源商议，聘请上海滩著名作家胡也频到高中教书，张默生、何思源分别请胡也频吃过饭。

第一印象

　　听说胡也频到校了，第一节国文课，季羡林等同学没有一个缺席，并且大家都早到了5分钟，很肃静地坐着，眼睛注视着黑板，欢喜的心跳动着。忽然一阵轰动的掌声，送进了两个人，前边走的是本校的教务主任，后边跟着的是胡也频。他身材短小健壮，眉清目秀，穿一身旧灰哔叽西服，走起路来非常灵便，他上讲台的时候，是跳上去的，他的脸瘦白，带着和善的微笑，露出一列洁白的牙齿，简直像个十几岁的大小孩，尤其是他说话的时候，那高而细润的声音，更令季羡林感到惊讶，像这样年轻的人，怎么会是文学家呢?

　　胡也频第一堂给季羡林讲的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季羡林他们以前只会跟着老师读《古文观止》之类的古文，课外很少看文学作品，并认为只要把文字写通顺，那就是文学家。以这样浅显的基础，怎能理解胡也频那高深、前卫的文学理论，所以大家如听天书，第一节课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当时，季羡林和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非常坏，大家都感到胡也频有两个很大的缺点：第一，他太年轻;第二，他所讲的东西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胡也频大约感觉到第一节课失败了。所以第二节课，他就换了个很务实的题目：《目前中国文学运动的趋向》。他从五四运动说起，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止。这个题目的确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季羡林和同学们虽然不明白他在结论时所讲的那句话：“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在历史的进展中，一定会胜利。”但在他那一段很长的演讲中，季羡林却知道了许多中外文学家的名字，和许多中外小说作品的名字。并且还听到了许多从来未曾听过的新名词，当时，季羡林认为，一个人的脑海中能记起这么多的东西，那就不愧为一个文学家了。所以大家马上就对他改变了态度，很尊敬他了。

　　从此，几乎每次上课，胡也频都在黑板上大书“现代文艺”(他为了给自己披上一件不怎么刺激人的外衣，称无产阶级文学为“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就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地讲起无产阶级文学来，只讲得眉飞色舞，季羡林和同学们听得入了迷。什么“现代文学”、“普罗文学”一下子成为他们的兴奋点。季羡林和同学们买来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生吞活剥地啃起来，“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风云人物与“粉丝”

　　自从第二节课后，季羡林觉得胡也频很可爱，并且他绝不像以前那些国文教员，居高临下，气指颐使。他对学生非常和善，常常跑到学生群中闲谈说笑，并且他的居室学生可以随便出入。他没有打骂过任何一个学生，并且还发给学生许多很好的讲义。季羡林与同学们对他的感情，就在这日常的小事情上逐渐浓厚，成了胡也频的“粉丝”。

　　一个月后，丁玲来到济南和胡也频相聚。丁玲初到学校，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穿一件粉红色、带长毛皮衣领子的大衣，丝袜、高跟鞋、涂口红。这一时髦的装束，在上海也许是平常的，但在济南却十分引人注目。她当时不过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神采飞扬。不仅因为她是一位青年女作家，只以其非凡的风度，在季羡林等同学心中已足引起轰动了。

　　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丁玲就遇到了行路难的问题，胡也频个子比丁玲稍低，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胡也频扶着才能迈步。季羡林这些学生看了，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窃窃私议，说胡也频成了丁玲的手杖了。其实季羡林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敬意的。在他心中真觉得胡也频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情，对丁玲更是同样的尊敬。

　　后来，丁玲在回忆录《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说：“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学生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整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此时的胡也频意气风发、大义凛然，像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当然，季羡林认为他从胡也频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而学到了一件事——无产阶级革命。他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其理论也不太讲，重点讲的是其目的——就是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胡也频不但在课堂上讲，而且还在课外行动。他召集了几个学生，准备组织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他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摆开桌子，铺上纸，接收会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聚观者数百人。600多人的学校，竟然有300多人加入了“现代文学研究会”。公开进行无产阶级文学的宣传和研究。他还曾同上海某一个出版社联系，准备出一个叫《齿轮》的文学刊物，宣传现代文艺。

　　季羡林在组织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也是积极分子和胡也频的追随者。他参加了招收会员的工作，并为将要出版的刊物的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就是要革命。不幸的是《齿轮》文学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取缔了。

言论惹祸

　　1930年红色的五月到了。5月9日是著名的国耻纪念日，是袁世凯与日本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日子。每年的国耻纪念日，都有不同形式的活动：开会、游行、写标语、撒传单，来声讨日寇、卖国贼的罪行。这一年国民党禁止游行，只准开会纪念。胡也频在学校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他说，纪念“五九国耻”就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起来革命，要革命就要掌握无产阶级文学这个革命武器，它是红枪大刀，也是飞机大炮，它不是象牙塔的装饰品，也不是太太小姐的娱乐品……这些话，在国民党听来，自然是红色的“反革命”言论。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加上济南省立高中进步思潮汹涌，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决定要抓一批人，胡也频便被列入黑名单之中。一天，韩复榘对教育厅长何思源说，你们省立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中央要抓他，据说他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负责人。何思源为胡也频辩护了几句：“办学很难，没有一点进步思想，学生们有意见，请来个有进步思想的人，政府又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其实，青年人思想过激一些算不了什么，当年我也是很激烈的。”韩复榘见何思源反对抓胡也频，就表示算了。何思源回去后立即打电话叫来校长张默生，叫他转告胡也频赶快离开济南，并拿出200大洋送给他做盘缠。

　　1930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从此季羡林再也没见过胡也频了。

　　胡也频回到上海后拿出500大洋教书赚来的薪水，沈从文拿出300大洋，丁玲向母亲要了350个大洋，凑了1150个大洋，才把办《红黑》月刊的债务本息一并还清了。

　　胡也频牺牲60多年后，季羡林在《病榻杂记》和《忆念胡也频先生》中说，他对胡也频先生这样的革命家从心眼里佩服，他们视国民党若无物，这种革命的气概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从战术上来讲，难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也是难免的，季羡林甚至说这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气概，是无法打倒强大的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