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灞桥一九四九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我们家住在古灞桥北头的灞桥街西街(当年也叫“后街”，现在则叫“正街”)，西距陇海铁路约五十米，南距灞桥牌楼不超七十米。一九四九年我刚满八周岁，见证了西安解放前后的一些往事。

拉夫

　　一九四九年春节过后，灞桥街的集日更加萧条，不得已，家父只好挑着菜担子到沿河村子去叫卖。我们家没地种菜，菜是在集上趸的。集上趸不下菜，父亲只得到浐河沿岸的村子贩菜卖。

　　一天午后，父亲要去半坡村贩菜，母亲不让去，说兵荒马乱的，出个事咋办?父亲不听，说不想办法挣俩钱，四张嘴喝西北风呀!父亲出门后到天黑也没回来。夜半三更，三岁的弟弟睡着了，我和母亲守在灞桥牌楼跟前等父亲，可等到天明也没见到父亲的人影影。母亲担心家里的弟弟，就拉着我回到茅草屋里等。临近午时，更夫满年叔着急地跑到俺屋，说官厅村有个老汉捎话说，老陈(我父亲)被国民党军拉夫拉走了。一听这话，我和弟弟“哇”的一声都哭了，母亲也直抹眼泪。满年叔忙说，拉夫不是拉壮丁，一到地方就把人放了。话是这么说，可我们娘仨依然焦虑不安，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直到第四天鸡叫时分，父亲突然“从天而降”，我们娘仨这才放下胸口悬着的石头。

　　父亲说，他是在贩菜回来的路上叫国民党的军队给拉走的，当时有个老汉在场，他就求老汉给屋里捎个话。我问父亲是在啥地方给放回来的，父亲“哼”了一声说：“放?百十斤重的担子谁担呀?走到咸阳时，我见天色暗了，就说要上茅子(指厕所)，长官怕有诈，派了个十七八岁的兵娃子看着他寻茅子。寻见一个破土墙围着的茅子，他见四周没人，就一拳把兵娃子打倒了，拧身钻进了一片树林子，兵娃子爬起来拉枪栓时，半晌都没弄清东南西北。”父亲说，他脱身之后，再也不敢走大路，是顺着渭河边边跑回来的。

遭窃

　　父亲遭拉夫一事，折腾得我们一家大人小娃都很累。父亲一回来，我们心都松了，当天晚上都睡得很死。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发现家里几乎被洗劫一空，贼娃子不仅偷走了窗台底下鸡窝里的五只下蛋鸡，把一瓮酸菜倒在地上拿走瓮，还偷走了面缸、风箱、簸箕和锅碗瓢盆……只要能变钱的，一样都未能幸免，就连母亲给我缝的粗布书包也没放过。

　　令人悲愤的是，家里失窃的事，父亲却不叫我们言传。我猜想，父亲一定是猜到贼娃子是谁了，这些人个个都是村里的“惹不起”。村里有一伙抽大烟的，我就见过他们大白天偷东西——把过往灞桥的皮轱辘车上的水桶、铁槽、皮袄、焦炭……偷着给扔到灞河里，等吆车的走远了，再下到河里捡回来，或到馆子换饭吃，或卖给他人好买大烟抽。这些贼娃子大多卖掉了老婆娃，个个都是泼皮，就连自己亲戚也不放过。

枪声

　　三月的一天，我去陇海铁路西边的灞河堰(堤)上挖野菜，惊奇地发现堰上挖成了一人深的战壕。我顺着战壕走得浑身是汗也没走到头。

　　半个月后，我去灞桥牌楼跟前买罐罐蒸馍，没见卖馍的，却见牌楼西北处树起一座比牌楼高出一截子的砖砌碉堡。碉堡上的射击孔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慌忙跑回家里，把见到碉堡之事告知母亲，母亲叮咛我，以后少往外头跑。母亲的话音刚落，灞河方向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像炒苞谷豆似的。第二天，村里有人说，是狄寨原上的游击队在和国民党军交火;也有人说，是保安团在追击土匪。不管咋回事，枪声把人整得度日如年。但迫于生活，父亲还得出去贩菜卖，我还得到灞河滩拾柴挖野菜。

　　“清明”前的一天中午，我刚把挖回的水芹菜递给母亲，陇海铁路上突然又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有些子弹还飞过我们的头顶。母亲急忙把我和弟弟拉进屋里，一起趴在炕沿下，好长时间连气都不敢喘。正在我们手足无措时，父亲挑着两个空筐子回来了。父亲说，刚才有辆火车往西运国民党军，车上跳下一伙逃兵，打枪就是在打那伙逃兵;那伙逃兵有的摔死了，有的叫枪打死了，可怜得很。随后，父亲跟着村里一帮子胆大的男人赶到陇海铁路灞河桥(我们叫“洋桥”)北头，我也尾随而至，只见铁路护坡底下躺着十个血肉模糊的尸首，他们都穿着国民党军服。灞桥街人心善，不忍心看着他们暴尸荒野，就搭手把他们一个个抬到村北的“乱岗坟”(灞惠渠与陇海铁路的交汇处)，挖了个大坑，一起给埋了。我目睹了这一切，至今无法忘记。

跑反

　　小麦泛黄的时候，灞桥街人纷纷传言，国民党军要炸“洋桥”了，灞桥处要打仗了，随后便是举家外逃，出现了跑反潮。邻家应禄叔知道我们家没地方跑，说洪庆山根岳家沟村他有亲戚，叫我们跟他去岳家沟躲躲。父亲求之不得，便用应禄叔家的“地老鼠”车车，推着我们两家的几个包袱蛋蛋和我的弟弟，由应禄叔带路，我和母亲紧紧跟随，经过方家村、赵庄、砚湾几个村子的田间小路，爬坡下坎地跑到家家住土窑的岳家沟村。应禄叔家的亲戚有好几孔土窑，主人见到我们热情得很，让应禄叔一家住孔窑，又腾了一孔窑让我们一家住。把我们安顿好后，父亲却回灞桥街了，说还得想办法挣钱买吃的，过几天就来看我们。

　　父亲走后，我每天都要爬到岳家沟村的崖顶上朝灞桥方向瞅上一阵子，希望能看到父亲的身影，可总是让我失望。岳家沟村的小麦都上场了，父亲还没接我们回家。一天午后，我到一家碾麦场上掐了些麦秆，独自坐在崖畔上，边编蚂蚱笼笼边朝灞桥方向瞅。突然，我听到身后有人骂道：“狗日的，还是把桥给炸了!”我忽地站了起来，瞅见灞桥跟前冒起了一团黑烟，好长时间都未能散去……大约在“洋桥”被炸的十多天之后，父亲这才接我们娘仨回到了灞桥街。父亲说，国民党的军队还没见到解放军的影子就跑光了，比兔子还窜得快，灞桥跟前没打仗，就是国民党军把“洋桥”给炸了。后来我跑到灞桥牌楼，瞅见百米开外的陇海铁路灞河桥中间断了，银灰色的凹型钢桥梁一头担在桥墩上，一头扎在水里头，扎眼得很……

解放

　　苞谷苗长到一拃高的时候，炸断的“洋桥”终于修通了，陇海铁路上又响起了火车的鸣笛声。村里有人说，共产党进了省城，“洋桥”是解放军修通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解放军”这些词，虽然我不知道个中含意，但总觉得他们能修通“洋桥”就比炸“洋桥”的国民党军好。当时，我有些莫名的期盼：能见见这些奇人该有多好!人说想啥来啥，有天上午，我正在灞桥东街(也叫前街)集上帮父亲卖菜，突然看见一队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高亢的歌子出现在街道上。不知道谁喊了一句：解放军来了。有点惶恐的我和父亲这才缓过神来，赶忙跟着大伙拍手欢迎。我见队伍后头有个解放军身上挂了个铜号，竟情不自禁地跑到他跟前去摸那号上的红绸子。那个解放军冲我一笑说，再长高些，大哥教你吹军号……

　　解放军没在村里号(占)房住，但他们利用国民党军的桥头碉堡设立了岗哨，一天二十四小时守护着灞桥街的平安。我每次路过灞桥牌楼，都要向站岗的解放军招招手或笑一笑。

　　秋去冬来，灞桥桥头的碉堡突然被拆除了，解放军也都撤离了灞桥街。灞桥人灵，判定共产党坐稳了江山，天下太平了，该忙活着种地挣钱过日子了，灞桥街的双日子集一天天火了起来。进入腊月，灞桥街的两条街道天天被摊位占得水泄不通，占不到摊位的商贩就涌到河道里摆摊叫卖，河道整日人流如潮，形成了繁盛景象……(陈鑫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