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九铸就永久

　　□ 曾德超

　　十一月刚过中旬，呼啸的北风就把祖国北方刮成了天寒地冻的模样。顺着北风来的方向向北眺望，一个英雄的形象若隐若现地映入眼帘，那是跨越了两千年的苏武。这个时节的苏武，正怀抱那根早已旄羽尽落的汉节，同那群瑟瑟发抖的小羊，艰难地赶往一处避风山崖。而这样的情景，苏武坚持了整整十九年。

　　十九年，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是一瞬，但对个体来讲，那是漫长的六千九百多个日日夜夜，它可以把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一个强壮青年，也可以把一个正值盛年的汉子变成一个垂垂老者。如果以这样的十九年，坚守一份理想、一份事业不变，带给人们的就不仅仅是感动了，更是无穷的精神价值。历史上，还有两位著名人物玄奘和司马光，与苏武一样用十九年的坚持，铸就了同样永久的精神丰碑，留给后世无数感动和思考。

　　苏武牧羊十九年

　　汉朝时期北海的风，是永不疲倦的诉说者，带着贝加尔湖亘古的寒气，一遍遍在这里肆虐。时间把这里凝固成一块巨大的冰，而苏武，便是昂立在这冰中央，一个孤独的、活动着的傲骨。

　　自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被扣留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被释放回汉朝，出使匈奴的苏武已在匈奴境内被禁锢了整整十九年。出使之初，苏武即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逼利诱，欲使其投降，但苏武坚贞不屈。单于便决定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除非公羊羝乳，否则不予放还。但苏武无所畏惧，勇敢地带着羊儿一起抵御风雪，一起看草枯草荣。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须发由黑而花白，再雪白，沾染着十九年的风霜与尘土。唯有那双眼睛，依然燃着一簇信念、气节之火。其间，曾经的好友、投降匈奴的李陵来劝降，带着美酒佳肴，还带着投降后锦衣玉食的体面。但苏武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执拗，断然拒绝了投降，并且将劝降酒洒向南方，去祭奠再也见不上的汉武帝，去告慰渭河的汩汩涛声，去坚守那份未竟的使命。他手中的那根汉节，起初是光洁而威严的，代表着大汉的威仪，经过十九年的风雪摧残，节旄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杆子，像他嶙峋的筋骨，被岁月磨砺得光滑而坚实。这汉节，是他的魂，是他的、更是民族的脊梁，撑着他在这茫茫天地间坚韧不折。十九年，近七千个日夜，他将一个使臣的职责，守成了一种信仰;将一个民族的节气，活成了一种雕塑般坚毅的生命形态。

　　终于，新一批汉朝使节来了。他带给使节的唯有那根光秃的节杆。但那根脱尽了旄尾的汉节，却比任何华丽的权杖都更重，因为它一头挑着个人的十九年风霜，另一头挑着一个民族千古不朽的脊梁。他用十九年的坚守铸就了一座精神丰碑：肉体可以被放逐，但精神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永不屈服。“苏武牧羊”的故事也成为坚守民族气节和忠君爱国的万世楷模。

　　玄奘译经十九年

　　大唐贞观十九年，长安城的灯火在夜色中次第熄灭，唯有弘福寺的一扇小窗里，还亮着一盏微弱但具有穿透力的青灯。灯下，玄奘法师正专注审核《瑜伽师地论》的译稿，反复斟酌修改。这样的场景，法师一直坚持了十九年，直至最后一卷誊写完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玄奘的求索之路，贯穿了十七年的西行取经路(一说十九年)和更为重要的十九年的译经路。取经，是万里征途，是西行路上与风沙雪山、饥饿困顿，甚至毒虫猛兽的搏斗;译经，看似在安稳的方寸书斋，实则是一场更为漫长的跋涉——在语言的崇山峻岭间开路，在句法的沟壑激流上架桥，在思想的深海高天间连线。为了把浩瀚的梵文经书译成符合汉语阅读习惯的汉文版，他每天破晓即起，三更方息。在助手的帮助下，每卷经文都需历经诵读、口译、记录、润色、校勘的严谨工序。他不仅要通晓梵汉，更要穿透文字的表象，抵达佛法的精髓。这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智慧的火种传递。

　　十九年间，他不仅译出了皇皇巨著《大般若经》六百卷，还译出了《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等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著，构筑起汉传佛学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其间，他在总结其他佛教经典的基础上，编译了《成唯识论》《唯识三十颂》等著作，开创了唯识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在西域100多个国家的见闻讲述出来，由弟子编辑成《大唐西域记》，成为后世南亚多国研究本国古代史的重要文献依据。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初五夜，玄奘译完最后一行。他自知时日无多，轻轻放下陪伴自己十九年的毛笔，吹熄了那盏长明的油灯。窗外的长安正在苏醒，而他的译经事业已然完成。十九年前，他带回的是一捆捆贝叶经卷;十九年后，他留下的是滋养华夏千年思想的智慧之河。那些灯下译就的经文，比西域路上的脚印更深刻地烙进了历史，成为比舍利子更永恒的精神遗产。

　　十九年目标始终如一，是玄奘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他主持译出的浩瀚佛经，使深奥的梵文智慧化为华夏子孙可感可读的文本。他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亚与印度历史的稀世之宝。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树立了文化使者的典范——以宏阔的胸襟推动文明互鉴。这份财富化作中华文明包容、求索的精神基因，永远传承。

　　司马光著史十九年

　　说起司马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反映了他处事沉着、机敏、勇敢的特点。与此相比，鸿篇巨著《资治通鉴》才真正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是他主持编纂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设立书局，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书成，历时19年。

　　翻开《资治通鉴》的扉页，仿佛看到了司马光伏案疾书的背影。这背影一直端坐了十九年。

　　这十九年，他过的不是寻常日子，而是在反复体验千年时光里的脉动。每天破晓，他便坐在书局那张宽大的书案后，审视弟子们抱上来的堆成小山的书稿，手握朱笔，在文字之间仔细圈点，指点真伪。有时为了考证一段事件、一个人物，甚至一个日期，他要反复查文献、问同僚，直到找到确凿的证据。他深知“资治”二字的千钧重量，每一个字落笔，他都要问自己：这对治理天下有何启示?这对后世君王是镜鉴还是警告?为此，他常彻夜不眠，任狼毫笔在宣纸上沙沙作响，把那些沉睡在史册中的王朝一一唤醒，让它们的成败得失，浓缩在一段段饱含墨香的文字里。

　　十九载寒暑淬炼，终于到了收官时刻，秋深了，司马光慢慢走出书局，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忽然，一片梧桐叶飘进书局，他如释重负，走进书局，轻轻地把这片叶子夹进了最后一卷的函套里。十九年，他和他的团队在历史的河流中逆流而上，与无数王朝对话，把千年的兴衰浓缩成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这部治世名著为后世留下了三重宝贵遗产。一是开创了“通鉴体”史书范式，树立了史书编纂的标杆;二是以史为鉴的编纂思想，让历史真正成为“资治”的智慧源泉。更珍贵的是，他与团队甘守寂寞、皓首穷经的精神，饱含坚守与专注所迸发的永恒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九年不过是倏忽一瞬，但对苏武、玄奘与司马光而言，这十九年却足以将凡俗的生命淬炼成不朽的传奇。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坚守图景：对国家的忠诚、对真理的追求、对文化的传承，这正好对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看重的几个维度。他们的坚守，如同一面三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华夏文明精神内核的璀璨光芒。

　　苏武是守“节”的十九年。他手持汉节，在北海的冰天雪地中将个人气节与民族尊严锻造成永恒丰碑。他的坚守，捍卫了一个民族坚不可摧的脊梁。玄奘是求“道”的十九年。青灯古佛下，他将浩如烟海的梵文经卷转化成启迪中华智慧的法音。他的坚守，让文化融合成为影响世界的精神坐标。司马光是铸“鉴”的十九年。故纸旧笺堆中，他将纷繁芜杂的历史提炼成治世的明镜。他的坚守，让凝聚的历史成为后世可资的航道。

　　十九年，他们战胜各自的挑战。苏武战胜的是外在的风雪与威逼，玄奘战胜的是内心的孤寂与思维的壁垒，司马光战胜的是传统的思维与惯性。然而，其内核却惊人地一致：他们以近乎偏执的定力，抗拒着时间的侵蚀与世俗的纷扰。

　　历史长河中短暂的十九年，便足以铸就照耀千古的永恒。苏武、玄奘、司马光以生命为笔，在时光中刻下三座不朽的丰碑。苏武的节杖，撑起了民族的脊梁;玄奘的经卷，连通了文明的彼岸;司马光的史册，擦亮了治乱的明镜。他们用十九年的坚持，为后世树立了精神的坐标——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对气节、对文化、对政道的执着与坚守，永远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生生不息的强大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