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纹高足玉杯： 与阿房宫或许只是一场“误会”

　　云纹高足玉杯。 资料图片

　　一位游客在拍摄云纹高足玉杯。 记者 张梅摄

　　正在陈列的云纹高足玉杯。 记者 张梅摄

　　云纹高足玉杯出土方位图。资料图片

　　云纹高足玉杯出土方位图。资料图片

　　记者 张梅

　　西安博物院收藏着一件知名度非常高的玉器——云纹高足玉杯。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些特点：身材修长，是目前出土的战国、秦代、汉代时期体量最大的玉杯;身上、足部雕刻着各式云纹，雕琢工艺精湛，纹饰纤细华丽，实属罕见。

　　战国末年，七雄争霸。这件玉杯或许伴随着它身份显赫的主人，见证了秦王扫六合，挥剑决浮云的雄姿。波诡云谲，历史激荡，或许在某一个硝烟四起的时刻，它滚入泥土，终被历史掩埋。直到20世纪70年代，玉杯被西安西郊的一位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么精美的玉杯到底属于谁?是干什么用的?玉杯之谜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好奇心。

　　长久以来，这件玉杯一直被冠以“秦玉杯”的身份，它的出土地也通常被标为“秦阿房宫遗址”。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它是秦始皇使用过的杯子。

　　然而，这或许只是一场“误会”。

　　姓名：云纹高足玉杯

　　年龄：2000余岁

　　职称：国家一级文物

　　户籍登记时间：1976年

　　出生时间：战汉时期

　　现住址：西安博物院

　　联系电话：029-87803591

　　“误会”缘起

　　云纹高足玉杯是一件知名度非常高的国家一级文物。它以品质较佳的糖色玉制作，形体较大，工艺考究，全身布满了多种纹样，是一件十分罕见的玉质容器。长久以来，它被学术界视为秦代典型的代表性玉器。

　　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定级图典》这样介绍这件玉杯：“高足玉杯，秦(代)，高14.5厘米，口径6.4厘米。1976年陕西西安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玉料呈青色，局部有褐色等沁。器作圆形，上宽下小，内空可贮物，器外壁饰柿蒂纹、勾连云纹和弦纹，下有短把和覆斗式矮足。此类玉器通常称高足杯，流行于秦汉至魏晋，此为迄今所知最早且为秦代出现的唯一一件高足玉杯，在玉杯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陕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长、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我国著名玉器专家刘云辉看来，玉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实至名归，但是，诸多证据证明它并非出自秦阿房宫遗址，也并非秦国玉器。

　　这还得从这件玉杯的来源说起。

　　文物鉴定专家王长启在他写的《“文革”前后的西安市文物商店》中有一段关于这件玉杯的记述。1976年9月25日，有位农民拿着一件高足玉杯交到了位于西安市东大街的原市文物商店。当时，在西安市文物商店工作的王长启负责接待，并付给了这位农民10元钱。交献者说他是阿房宫公社车张大队人，也未留下姓名。事后，工作人员曾到车张村想进一步了解玉杯出土的背景和过程，但未能找到那位交献者。

　　“高足玉杯被认为是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缘由正是因为这位交献者自称是阿房宫公社车张大队的人，大家认为在该村出土的可能性很大。”刘云辉介绍，20世纪70年代，农民上交的出土文物多为生产劳动或生活取土发现的，将车张村定为阿房宫遗址范围，是基于这里有不少战国秦汉时代遗迹遗物，它与秦阿房宫前殿遗址并不是很远。

　　然而，在后来介绍这件玉杯的书籍中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村名，即车刘村秦阿房宫遗址。车张村和车刘村是两个相距4公里左右的自然村。车刘村在三桥立交东北方向，距离汉长安城未央宫较近，而车张村在三桥立交西南方向。

　　“车张村在传统认识的秦阿房宫遗址范围，而车刘村并不在传统认为的秦阿房宫遗址范围内。”刘云辉介绍，从1992年至今的许多书籍图录都把这件玉杯的出土地点或标注为车张村秦阿房宫遗址，或标注为车刘村秦阿房宫遗址，或者仅标注阿房宫遗址出土。“玉杯这些出土地点都是源自文物收藏单位开始将其判定为阿房宫遗址出土所致。而将两个自然村混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推测说。

　　拨开迷雾

　　20世纪90年代，进入省文物局工作的刘云辉接触到这件玉杯，并开始仔细研究。基于前人的记录，他一开始也认为这件玉杯出自阿房宫遗址无疑。

　　随着研究的深入，刘云辉有了新的发现。

　　首先是玉杯的纹饰。这件玉杯以勾连谷纹和勾连卷云纹为主要装饰，玉杯外表最上端一圈装饰中的四瓣柿蒂纹、圆首尖钩纹、简化花朵纹和字形简化绚索纹，以及器腹下端表面的连续桃心形纹(也可称为柿蒂纹)和器柄上的简化凤纹，都是典型的战国楚式玉雕纹样。

　　对此，不少学者也持同样观点。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古玉学者杨建芳认为，这件玉杯集如此众多的楚式玉雕纹样于一身，可判定其为楚器宝物无疑。

　　那么，一个集诸多典型的楚式纹样于一体的玉杯，为何会出现在秦阿房宫遗址?带着这样的疑问，在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刘云辉又有了新发现。

　　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未央区文物分布图中有一个清楚的标注：“三桥玉杯出土点”。这件玉杯在这张地图的标注地点，与国家文物部门划定的阿房宫遗址范围相去甚远。

　　那么，为什么出入这么大?刘云辉多方走访调查，并找到当年制作地图的工作人员。原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在明当年负责编撰《陕西省文物地图》时，为了将特别重要的器物出土地点摸清，特意让西安市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再进行认真调查。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走访，工作人员查明这件玉杯并不是从车张村出土的，而是在原三桥镇以西三桥遗址旁出土的，确切的出土地点已被建筑叠压，弄不清它的地层关系，但方位是可以肯定的。

　　在考古发现的佐证下，这件玉杯与秦阿房宫遗址的关系也逐渐清晰。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同时，《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明确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名名之。”《史记》中的阿房宫只是一个都城扩建的总体规划设计。

　　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公开资料显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建成阿房宫考古队，对整个过去所指的秦阿房宫遗址范围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工作，确认阿房宫遗址就只有阿房宫前殿，阿房宫并没有建成。

　　那么，阿房宫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被项羽付之一炬了呢?考古勘测发现，阿房宫前殿并没有遭到大火焚烧的任何迹象。考古发现表明，《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是指秦咸阳渭北的宫室，并不包括阿房宫前殿这个只有基础的半拉子工程。

　　这些证据从而根本上否定了这件玉杯与阿房宫遗址的关系。

　　“所以即使玉杯像传说中那样，出土自车张村，也与阿房宫遗址并没有任何关系。”刘云辉介绍，由于对这件玉器发现过程的调查并没有以资料形式公开发表，学术界并不了解玉杯是指哪里的藏品，直到今日在人们的心目中还一直认为这件高足玉杯是阿房宫遗址中出土的，是秦王朝典型的代表性玉器。

　　玉杯之谜

　　既然它和秦阿房宫没有关系，那么这件玉杯究竟是什么时代制作的?产地在哪里?怎么会出现在西安西郊?

　　刘云辉认为其是战国晚期楚国玉雕。

　　“战汉时期发现的高足玉杯数量并不多，属于考古发掘出土的有6件，经过调查能够确认出土地点的有3件。将这些玉杯做比较就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此件玉杯形体较大，与汉代玉杯相对较小的形体有别，加之纹样工艺不同于秦式玉器，与汉代玉器的纹样亦不相同。”他表示。

　　“由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馈赠、贸易相当频繁，如秦人在灭赵的过程中就夺走了原是楚国制作的和氏璧。因此，秦灭楚时夺其玉杯也不无可能。”他推测道。

　　有关玉杯用途的介绍，也有很多版本。

　　在很多资料和展览中，这件玉杯被介绍为“秦始皇用过的酒杯”。对此，刘云辉认为，形体如此巨大、制作如此精良的玉杯，肯定是诸侯王室的用品。但是，对比战汉时期的玉杯以及酒杯器形，就会发现它并非酒杯。

　　根据文献记载，古时把早晚由于温差凝结在盘中的露水，当成长生不老的神仙水，称之为甘露。甘露在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吉祥的瑞征，也被当成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称之为“天酒”“神浆”。人们认为天降的露水搅拌玉石的碎屑一齐服用，可以止住阴气，永生阳气，长生不老。“因此，这件玉杯是盛露杯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说。

　　也有学者从秦国实施的政治经济政策角度，否定了玉杯是酒杯的说法。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就对酒采取重税政策，据《商君书·垦令》载：“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把酒的价格比其成本提高了十倍，这就限制了消费，使“大臣不为荒饱”“农不能喜酣奭”，而“农不慢”(《商君书·垦令》)。 一统六国后，秦国仍承袭商鞅的重税政策，对以剩余粮食酿酒、沽卖取利严格限制。因此，这件玉杯是酒杯的可能性不大。

　　这件玉杯还有诸多未解之谜。

　　例如，玉杯以昆仑山盛产的糖色玉制作而成。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玉料是如何流通的?玉杯从纹饰到制作，对后代玉器发展还有何重大影响?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面貌?……

　　“否定了这件玉杯是秦代的器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这件云纹高足玉杯是迄今发现的时代较早、体量较大，集多种楚式纹样于一身，形制规整、工艺精湛的玉杯，鲜有其他玉杯能与之相媲美。而要彻底解开它的谜底，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来支撑。”刘云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