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史资治 讲好延安故事 ——延安时期地方志工作摭记

　　□霍志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是中华文化之瑰宝，既是客观的文化载体，又是厚重的历史积淀，历代政权都非常重视、提倡地方志编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地方志的存史资治功能，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政府在艰苦卓绝的施政条件下，积极开展旧志收集保护工作，并最早在局部执政区域制定方志工作有关法规，为边区建设发挥了独特的明晓地情、辅政资治作用。

　　一、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历史文献

　　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地区，因为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且战乱频仍，修志次数不多，志书存量较少，属于一种稀缺的历史文化资源。正因为地方志价值独特、存世甚罕，在当时较为稀缺的历史文献中就显得格外珍贵，因此颇受党政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重视。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第一个保护文物的专门文件《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通告》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地方志，但地方志自然包含在“一切历史文献”中。同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和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签发《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为调查古物、文献及古迹事》。责令各县、区、乡指定专人负责调查，填记古物、文献、名胜古迹三种调查表，对调查所得之古物、文献及古迹暂由所在区、乡或县政府保管，“加以整理发扬，并妥予保存”，并对自愿捐献或出卖古物、文献的群众酌予奖励，对工作得力的政府工作人员亦适当奖励。

　　1943年5月，林伯渠送刘志丹烈士灵榇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城，见到清光绪二十四年侯昌铭纂修的《保安县志略》未印残本上册，如获至宝。谢觉哉代其作序曰：“边区地僻，又迭经兵火，许多县的志书，年久失修，老的志书也散佚得很。边府曾函令各县注意收集，所得还很不全，应继续向各地的故家老人询问或借抄或价买，使各县历史人文地宜的记载，都得灿然可考。”同时嘱告：“如有藏得下册底本的望函送边府续印。这不只搜求旧文献，而是于新的边区建设，大有帮助。”谢觉哉曾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等职。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各地乘胜进军。1948年3月，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北局又及时发布保护各地文物古迹的布告。布告规定，在新解放区，对于贵重文物，如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各种调查统计图表、碑帖、雕刻及其照版等，应由军队政治机关或当地县委、县政府负责征集，并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

　　二、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尝试开展地方志工作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相对比较和平的环境局部执政，把陕甘宁边区视为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示范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边区有识之士也提出了编修志书、年鉴的设想，边区权力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把修志列为政府职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地方志工作的最早探索。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教育厅提出“成立地方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修地方志人物志案”，张仲实等提出“编修边区志或年鉴案”提案，大会以143票获得多数同意，通过审查意见。虽然囿于当时战争环境和财政状况，修志工作未能开展，但修志工作的建议能在边区最高权力机构通过，说明边区权力机关对此项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实属难能可贵。

　　1942年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其中第十一条规定：“第三科掌理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民教馆、图书馆、公园、古迹、编修县志及其他文化建设事项。”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修志工作写入政府职能，边区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层面。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过程中，开始注重修志工作，并对修志工作的责任主体作出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地方志事业最早的制度安排。

　　三、读志用志，知地情察民风资治理

　　地方志独特的“官修”“政书”特点，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并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积淀，是延安干部鉴古知今、了解熟悉陕北地情民风的重要途径。

　　1941年6月3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为着更好地熟悉与从历史上来考察各地具体情况与特点，以加强对各地工作领导起见，西北局特于秘书处设立材料研究室，专负猬集过去及现在各种材料以资参考。”通知列出要求各级党委收集整理的材料若干项，其中第一条就是“各县县志、名人烈士传及歌谣等”。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更是强调：“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用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并在第三条中规定“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地方志的研究资政价值。

　　盐是边区最大出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1941年7月，谢觉哉在日记中记道：“林老在志书上录出一故实，示我录此。”这一“故实”就是著名的许瑶《延民疾苦五条》。林伯渠、谢觉哉查阅的即《延安府志》第七十四卷。许瑶，常熟人，曾任清顺治年间分巡河西道，其《延民疾苦五条》，条陈延属弊政，载于清嘉庆《延安府志》，是研究陕北历史的重要文献。谢老逐字抄录，作为研究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的运盐工作的重要历史参考。通过对方志记载的研究和向当地知情者的交谈了解，他发现了“动员运盐”的弊端，并致信毛泽东主席提出改进建议。

　　1947年，彭德怀在与谢觉哉闲谈时说：“陕北某县县志有一首描写地主生活的诗：‘冷窑暖炕一盆火，稀稀咸菜泡蒸馍。’其生活原不过如此。”彭德怀所说的“某县县志”，应当是民国《洛川县志》。该志之《方言谣谚志》有“暖窑热炕一盆火，稀粥咸菜泡蒸馍。此为人生至乐也”的记载，县志所载与两人言谈个别字句略有出入，疑为当时记忆或记录造成的。其时，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正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地方志中农村富有阶级对富裕生活的通俗表达，加深了他对陕北社会及其阶级状态的了解，彭德怀引证的方志语言也让谢老留下了深刻印象。

　　延安时期，对地方志的涉猎范围较广，从县志、府志到省志都有。1943年，林伯渠函印清光绪侯昌铭纂修的《保安县志略》若干份分赠谢觉哉等同志，序言特别指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是“调查研究”收集材料的方法之一。林伯渠还给黄齐生赠送过《延安府志》《保安县志》，谓“可备检查此间历史故事的参考”。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驻地，据说得名与明代肤施籍工部尚书杨兆有关。1944年5月，谢老对此进行考察，并旁引省志钩沉索隐：“杨家岭，本名杨家陵，传说明万历杀尚书杨兆，杀了又追封抚恤，用金子铸头埋延安附近。杨家陵只是塚之一，共有七处。《陕西通志》只载杨兆墓在延安，有石牌，一曰一品名山，一曰三朝柱石，事迹不详。”可见，当时延安还能见到省志。

　　(作者系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