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当年“送瘟君”

　　在消灭血吸虫的会战中，血防工作人员在找钉螺。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庆祝消灭血吸虫病的盛况。全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齐鸣、鞭炮震天，世世代代饱受血吸虫病侵害的人们载歌载舞，充满了幸福的喜悦

　　□余春明

　　“借问瘟君何处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是毛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里的诗句。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这组激动人心的诗篇。

　　新中国成立前，血吸虫病就在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肆虐。我的家乡鄱阳湖边的村庄里也流行这种病“，大肚病”是家乡人对血吸虫病的俗称。

　　时任卫生部长魏文伯在其编写的《血防“三字经”》里说，“血吸虫，害人精”“男不长，女不生”。记得小时候，我所在的农村人人都有血吸虫病，只是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初期病症并不明显，除了体温略高、精神状态不好之外，并不影响劳动和生活。慢慢地病情加重，出现肝腹水。腹水越积越多，肚子一天天增大，致使肝脏功能基本坏死，生命也就走向终结。

　　血吸虫的传染方式非常独特。血吸虫的卵由人畜的粪便中排出，在浅水中孵化成幼虫，幼虫钻进钉螺里发育，变成成虫后返回水中。人畜在水中活动时，成虫就会钻入人畜的毛细血管里，进入血液，危害人畜的生命。

　　由于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不好，血吸虫病在鄱阳湖水乡发病率极高，生活在这里的村人几乎无一幸免，有很多村庄因为血吸虫病整体灭绝。现在沿湖很多地方只有村名，不见村庄。我们村周围就有名为“谢家湾”“曹家埦”“董家塘“”孙家塘”和“郑家塘”的地方，应该就是当时存在现已消亡的村庄。有的村子原先是大村庄，现在只剩下几户，比如大队部所在的王三坝，本名王三百村，据说有三百多户人家，解放初就只剩六户，且大多是后来从外地迁来的。

　　听父亲讲，我外祖父就是患大肚病去世的，去世时还没有五十岁，正值壮年。外祖父临死前受尽了折磨。当时的郎中无法治，为了减轻外祖父的痛苦，只能用针管插进他肚子抽水。后来，也无钱请郎中了，外祖父就自己拿女人纳鞋底的锥子生生钻进去放水，这种痛苦旁人无法想象。外祖父就这样被血吸虫夺去了生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对血吸虫预防和治疗工作非常重视，各级政府都在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血防站，由血防站负责血吸虫病的治疗和防治工作。这种机构一直延续至今。在血吸虫病重疫区，以大队医疗所为单位，由县血防站派医生对所有血吸虫病患者分期分批进行免费治疗。记得开始是每天一次静脉注射，后来是每天口服一次药丸，连服一星期。有一段时间还采用了喝麻油(油中掺有药物)疗法。我当年只有十几岁，也因这个病在大队部住了一星期。

　　血吸虫的幼虫要依靠钉螺作为温床才能繁殖为成虫，那时候的预防工作就是从消灭钉螺开始的。

　　现在想起当年灭钉螺的场面，我还会感到非常激动。在秋冬枯水期，一个公社的全部劳动力集中在鄱阳湖的某一滩涂上，像种菜园一样，铲起草皮，将一畦地的土挖起，平铺在另一畦上，打结实，草皮上的钉螺全部被深埋于土底。等到来年春天汛期，湖水涨上来了，就在土坝上和下面的沟里撒上一层灭螺药。这种方法很管用，连续几年，钉螺就遭灭顶之灾。没有了钉螺，血吸虫病自然也就灭绝了。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庆祝消灭血吸虫病的盛况。全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齐鸣、鞭炮震天，世世代代饱受血吸虫病侵害的人们载歌载舞，充满了幸福的喜悦。

　　近五十年过去了，家乡再也没有大规模暴发过血吸虫病疫情。虽然前些年出现过少数患者，但当地政府及时加强整治，血吸虫病很快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大肚病”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