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一个家的一百年

　　书家王雪樵归位于民国书法大家之列，无论家族使命还是文化担当，武广韬都是无愧于祖先的。他屡屡遗憾自己学养不够，“未继书统，愧为子孙”，其实他是在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路径上，继承了祖父的精神传统。而且王武两家的第四代、武广韬的儿子武卓韵，在取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纽约州律师资格后继续回国创业，正在成长为更具开放视野和现代理念的新一代中国律师。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已经自成传奇。

　　小说中描写主要人物出场，有一种素来被称道的手法，叫“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意思是，你还没看到这个人的身影,就先听到他的声音了，这声音已经传达出了人物的一部分信息，于是不由得有了揣度和想象，使得见到真人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最经典的例子当然是《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出场，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当代作家茹志鹃的《百合花》等等，都有过类似的场景描写。文学来源于生活，回忆人生中许多的相识相知，其实也常常经历类似的过程。我和武绍文先生的认识大约就是这样的。

一

　　两年前的暑期，我参加了由西安和陕北众文友组成的“尚文行塞上，崇墨访雪樵”文化考察团，行程是从西安出发，沿着延安、榆林、神木一线北上，最后到鄂尔多斯后返回。我是陕北人，回陕北是经常性的，恰好还有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也安排在暑假，于是愉快成行。在步出榆林机场时，第一次见到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著名的武广韬律师，也才了解到我们此行重点寻访的民国书法家王雪樵，正是广韬律师早已过世的祖父。不巧的是，采风团赴神木探访雪樵先生故居的当天，我却不得不离队去参加我的同学聚会，初中毕业40年后再相见的情势，自然是无法分身。等到再次归队采风团，已经是在美丽开阔的红碱淖湖边，这是位于陕西省神木县与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之间的一个旅游胜地，我就这么妥妥地错过了采风计划中与武绍文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我依然不知道武绍文先生是何许人，有关王家和武家在这风云际会一百多年以来的传奇故事，我在其后的参观过程和回返西安的路途中，从武广韬以及同行文友们的聊天中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尤其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武绍文先生，我的大学同学刘炜评激动地模仿陕北腔调说：你没见到真是太遗憾了，武老爷子实在是精彩，太精彩了。

　　从陕北返回后又是大半年的日常忙碌，有一次武广韬来西安出差，又招呼我们塞上行的一干人马友情餐叙，席间送了我们每人一套父亲武绍文的七卷本文集，名曰《樵子文存》，众人当场惊叹，首先是被这位八旬老人的海量写作征服了，等抱书回家粗翻进而细读之后，拜见先生的愿望立即变成行动计划，于是就有了今年暑期的神木之行，有了聆听先生两个小时精彩谈说的难忘经历。

王雪樵先生

　　武绍文先生1936年出生于陕北神木，是民国书法家王雪樵的四子，也是雪樵公最小的一个儿子。先生在《家脉衍续》中自述说：“民国二十八年，祖父把十八岁的长女许配给辞官回乡养病古佛洞的王雪樵作续弦。雪樵公是神木的名流，头面人物，当他从八十六师驻南京国防部代表的位置上无功而返的时候，他的原配高夫人去世了，丢下两个儿子，王祠佑、王曾佑，雪樵公心情更为晦暗，经人撮合，娶了十八岁的我的长姑妈。这位长姑妈，就是生我的人，那么雪樵公便当然是我的生身父亲。”这就明白了，绍文先生是在襁褓之中便过继给了武家舅父的，亲生父亲王雪樵为小儿子改名换姓武绍文，从此和血脉相连的王姓家族成了表亲关系的两家人。绍文先生一岁半的时候，生父雪樵公病逝，年仅45岁。武家父母陷于乱世，生活困顿，却坚持供养儿子读书，使他成为1950年代神木小城第一批走出家乡的大学生。1961年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以后，绍文先生辗转甘肃张掖丢掉教职，回到家乡神木，后以落实“大学生不得被精减”政策归队，在神木中学和高家堡中学从教27年，收获了他至今引以为豪和无比珍视的师生情缘。说起陕北的中学教育，我也颇有感触，我自己就读榆林一中时，高中语文老师就是上世纪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而且知道有一大批老师是大学毕业回乡或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而来，他们对“文革”前后三十年的陕北教育所做的贡献，会否有历史记载我不确定，但如我这样受惠于老师知识恩泽的几代陕北学子，是在心中给他们树立了功德碑的。

　　1988年绍文先生以病退后转向陕北地域传统文化的搜救与整理，“十余年憔悴于本境山水、名胜、古迹。兴趣于民国至解放间史志掌故摭拾。”(《诗心友情》)也正是中国社会新的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反思潮流，裹挟着他回首探问自己的血缘家脉，父亲王雪樵那曾经绽放过天才光芒的短促一生，他奇伟傲岸不从俗流的人格气质，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独到追求和非凡成就，是被遮蔽遗忘得太久太久了。绍文先生付诸自己后半生的时间与心力，开掘家族历史及相关地域文化这座精神矿藏，终使民国陕西著名书法家王雪樵浮出历史地表，为世人所认识和景仰。他在《书法家王雪樵》一文中说：“王雪樵先生和古今所有的有成就的书法家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断寻求自己的书法语言，寻找自己的‘心画’与‘心线’。”一个艺术家的养成，除了要以勤学苦练和集采众长为基础，还要具备异于常人的艺术天赋，而最终的决胜因素，往往多指向艺术家的精神境界。当代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评价王雪樵是“汉魏风骨笔底参”，在绍文先生看来，“汉魏风骨”既是对王雪樵书法艺术的有识见的专业鉴赏，更是对父亲人格精神的准确概括。所谓“文如其人”或“书如其人”，书画创作乃至所有文学艺术，终极表达的都是艺术家的思想境界和灵魂样态。绍文先生在父亲的书法中感悟到的“心画”与“心线”，说明他是真正读懂了父亲的书法艺术，同时也找到了自己与父亲精神气质上的血脉传承。阅读他梳理王雪樵艺术人生轨迹和品鉴其书法作品的大量文字，我既叹服绍文先生深厚的学识修养，更惊异遗传基因的的强大。作者记忆中的王家父亲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生死相隔将近一个世纪，但我相信亲人间是有心灵感应的，绍文先生在追溯父亲的人生故事和探寻自己的精神来路时，也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心路历程。

二

　　无论走访中留下的特别印象，还是阅读过程中始终吸引我的，是绍文先生同样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经历过几十年历史动荡和政治风云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真正能够在人生的版图上给“自我”留下空间的已经很少见了，尤其是在连生存都随时面临威胁的陕北地区。但我从绍文先生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显在的个性，那种执拗地不肯放弃的对“自我”的坚守。访谈中我了解到，绍文先生当年并不是从教师岗位上自然退休的，而是因为高考制度恢复以后逐渐形成的应试教育体系，让他感受到一种很大的束缚，尤其是针对文科教育，他主张的是“着重学生性格、气质开拓与强化，鼓励有特点的学生出现在老师面前，不苛求章句、分数。”他的讲课风格是“讲台上口若悬河，议论风生，竟至离开教案，师生间笑喧逐击，风趣如辈，故学生中每以聆其讲授、品其文彩、染其性格、评其得失为趣。”(《师心友情》)今天来看，绍文先生其实是更早意识到了应试教育与素质培养、人格塑造之间的矛盾，而他又不愿意改变自己去适应这种教育体制，于是提前办理病退。放下公职的绍文先生并没有真的退休，而是开始自学法律，并且带小儿子开办了武氏父子咨询事务所，也曾与别人合作饭店、商店等各种营生，终因运行不顺而关门，其后又在搜集神木县山水名胜碑石文字的过程中，开发集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为一体的杏花滩历史文化资源，热心筹建杏花滩文化旅游园林。这些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事情，要说绍文先生是陕北文化旅游业最早的觉醒者和践行者，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批个体自主创业者，应该都不是夸张。对于一位不再年轻的退休教师，他的超前壮举应该在当时当地是引起过各种反响的。说起这些，老爷子挺直腰板说，王家武家给我的就是这个不怕事不认输的性格。正如他在《樵子其人》中所言：“众所推拱，不以为师;不要职称，不以为失;穷且益坚，不以为羞;忙其所好，不以为老。”真是一幅非常准确又生动的自题小像。

武绍文杏花滩

　　在武绍文先生的七卷著述中，我自己最看重和反复阅读的是《风尘一滴》卷，这或许与我的年龄和我所学的专业有关。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初期考上大学走出家乡的，国人刚刚经历过的那段特殊历史，既有感性的余绪在耳边萦绕，也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渐渐获得了一点反思历史的眼光。回顾40年的阅读经历，《风尘一滴》大约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以亲历者个人的视角记述一个陕北小县城“文革十年”的书。毋庸讳言，当时中国广大土地上发生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剧烈地震动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灵魂深处的各个角落，而对这场政治运动真正深入的清理和反思，还有赖于社会各个层级和不同群体乃至更多个人视角所提供的历史记述。绍文先生以他的个人视角和日常生活化的笔墨，留下一份陕北神木县“文革史”的现场纪实，成为我们进入这段历史考察的一个典型的基层案例文本。从陕北偏远小城的“风尘一滴”，反射出的无不是这场政治运动的洪波巨浪。同为中文系出身，我特别敏感于绍文先生那种为文学中人所共有的阅世情怀，那就是无论面对何种荒唐时代畸形社会，都不忘“人”的存在，从对个体的人的考察出发，既有人性的拷问，也有对人的理解和体恤。他说：“《风尘一滴》主要是写‘我’，一个如‘一滴的我’，但是‘我’不是生活在一个绝缘的环境里，特殊年代决定，人性必需进行激烈的碰撞，多种因素，决定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又制约着他的行为，世界上绝无没有‘因’的‘果’。”由“我”及人，每一个人自觉不自觉地介入到这场运动中，就是对人性的一场严酷考验。更为难得的是，绍文先生的文字和许多民间口述历史有所不同，他在尽可能做到还原历史、呈现运动复杂样态的同时，还以一个自觉的历史反思者的姿态，努力表达着自己的理性思考，包括对自己的政治盲从、报复行为和自保心态的剖析，对历史悲剧原因的执着探问，及至对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忧虑，都体现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民间知识分子可贵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他在书中非常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动机：“一个不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反思的人，是一个至死不清醒的人。”步入晚年提笔追忆往事，就是想算清自己心灵深处的那笔糊涂账，能否获得几分清醒，能否走出思想的围困，作为有承担有坚守的一代陕北知识分子，绍文先生是用了全力的。正如他的四个儿女建议他写“文革”亲历时所说：“朝花夕拾是最有效的抢救”，而且《风尘一滴》的价值不止于史料的“抢救”，书写者自己于时代重扼之下争取精神自由的历程，已然是一份更宝贵的精神遗产，既传递给了出自王家大院武家门的子孙后人，也给了我们阅读者深刻的人生启示。

三

　　经历了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武绍文先生深知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来之不易，也更加珍视下一代选择人生道路的个人权利，他甚至以一种逆反性思维方式，告诫自己的儿女，对所谓的金科玉律苦口良药必须抱有警惕，最明智的选择是“他说东，你向西。”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没有按部就班将铁饭碗捧到底，他们或许是遗传了祖父辈不安分的天性，也是悟到了父亲历经风雨沧桑得来的生存智慧，借助改革开放的经济时代纷纷下海试水。古人有诗书传家，王雪樵的子孙既崇尚传统文化，因为自有一股文脉流淌在家族血脉之中，而当你真正走近这家人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身上还并具着开放奋进和探索务实的现代进取精神，并且同样源自几代人思想个性的传承。武广韬当年上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也有了一份稳定的教职。他改行当律师在今天看来不乏“少年狂妄”，但父亲武绍文先生的全力支持和积极策划是起了决定作用的。1980年代初期国家法律制度刚刚恢复，地处陕北边缘小城的绍文先生却得风气之先，在“科学的春天”降临华夏大地的时候，敏锐地意识到：“我国如果没有民主法制，便不能保证科学的春天，而科学的春天并不能保证我国政治的春天。”(《家脉衍续》)他曾潜心自学法律，也曾尝试开办法律咨询事务所，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长子武广韬在1981年18岁的年龄，第一次以兼职律师的身份，为一个青少年刑事犯罪案出庭辩护。在中国司法辩护制度已然还是新鲜事物的时代，一个陕北小窑洞中的开庭现场，一个满脸稚气的“毛娃娃”律师，就像小城来了稀有的杂技团演出，吸引着十里八乡的群众前来观看。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这个在武家被当作重要纪念的开庭日子，这个至今传为美谈的中国当时最年轻的辩护律师，带给人们的除了好奇心引发的轰动，更如一粒现代文明的种子，在经济依然落后文化依然闭塞的陕北，潜移默化中唤醒着人们的民主法制意识。放在1980年代二度思想启蒙的时代环境中去看，武大律师当年“初生牛犊”的举动，不但应该写入神木地方志，也是值得记入中国司法史的。

武广韬第一次出庭照片

　　如今的武广韬，已经是陕北地区一家颇具规模和影响的律师事务所的领军人物，在陕北地域经济迅猛腾飞的这多年间，他适逢其时，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黄金时代。去年的采风途中和几次的见面聊天，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自己当律师，既要让有钱的企业家愿意请，也要让平民百姓信得过请得起。我从中听到了“实力”，更听到了“情怀”，感佩之余心中无比的踏实温暖。武广韬在繁重的律师事务之余，还多年协助父亲搜寻祖父散落于民间的史料佚闻和诗书遗存，终使湮灭在历史风尘中的书家王雪樵归位于民国书法大家之列，无论家族使命还是文化担当，武广韬都是无愧于祖先的。而且当我从武绍文先生撰写的《王雪樵年谱》中读到1915年雪樵曾考入北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时，武家父子两代律师情结的缘起，在我这里终于不再是故事中的悬念了。武绍文先生追述雪樵当年外出求学，固然有提高门第的初衷，然“根本原因是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的大潮，已经波及到陕北这个小城，一批批学子旅外读书，当然他自身的努力和志向，更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家脉衍续》)虽然法政大学并未毕业而最终成就于书法艺术，但雪樵公在西学东渐浪潮中接受的解放个性和法治救国的思想，却成为家族代际传承中不变的文化基因。武广韬屡屡遗憾自己学养不够，“未继书统，愧为子孙”，其实他是在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路径上，继承了祖父的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而且王武两家的第四代，武广韬的儿子武卓韵，在取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纽约州律师资格后继续回国创业，正在成长为更具开放视野和现代理念的新一代中国律师。武绍文先生在他的文集卷末留下这样几句话：“我的这几本书，实在是雪樵公和我的儿孙辈传承的纽带和链接——虽然在我搁笔的时候，后者已经超越了我。”以绍文先生为“纽带和链接”，一个家族和四代人的故事，已经自成传奇。

四

　　起身告别绍文先生时，又仔细参观了这间充满了书香墨香的小客厅，墙上挂有几幅雪樵公的珍贵墨迹，还有绍文先生和友人的书法，也看到从雪樵到子孙们的家人照片，特别显眼的是那张唯一留世的年轻的雪樵像，旁边则是重孙子武卓韵身穿博士服的毕业照，都是20多岁的韶华年纪。四代人的时空交错，一个家的一百年竟聚集在这里了。

武卓韵美国毕业全家合影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其实就是天南地北毫无目的的聊天，回味起来却感慨良多。自以为是地道陕北人，自以为是了解陕北的，但是武绍文先生和他的家族故事还是刷新了我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的认知。陕北素以黄土文化为中心，也融合了革命文化、市民文化和游牧文化多种元素。神木县地处榆林以北与内蒙古接壤，“走西口”到关外谋生者并不鲜见，生活习俗乃至行为个性都深受游牧文化影响。这种文化融合现象在王雪樵家族性格中表现得非常典型，他们身上的那种叛逆狷狂之气，那种自强开拓精神，是相对单一和保守的黄土文化所缺少的。另一方面，雪樵身上既积淀着旧学根基，而北上求学过程中又接受了全新的思想观念，与现代文人圈子多有交游而深受独立自由风气的熏染，这些都对他书法艺术境界的提高起了关键性作用。绍文先生说目前学界对雪樵书法的探源多集中于天赋和勤奋方面，而对其学养及其渊源还研讨不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特别注意到绍文先生六岁入学，曾经读了六年的教会学校。“多元化的世界观一入世便种下了急待发蒙的种子。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帮助我成长。”(《风尘一滴》)可见他的超前思维和另类人格，同样与最早的多元文化植入密切相关。阅读《樵子文存》，每每惊叹绍文先生的诗词功力文章气势，深感家学传统和童年教育对人的潜在影响，即使从物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过来，即使经历过知识荒芜的年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依然是两条斩不断的深河，潜移默化中滋养着陕北的精神土壤。一个家庭的文化传承或许只是个案，但可能为我们认识一方地域文化提供新的视角。打开陕北，从清代官员笔下《七笔勾》描绘的“蛮荒之地”“不服教化”，到晚近40年耳熟能详的“翻天覆地”“扬眉吐气”，作为一个陕北人的文化自信，少的是海纳百川从容不迫的历史气度。因而，再度发掘我们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资源，传扬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精神，对于陕北的今天和未来，或许有寻求发展新机的指向，也有超越地域的意义。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2期

作者：周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