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代哲人”杨献珍家做客

　　杨献珍

　　□赵亚勇

　　父亲只是位普通的基层领导干部，和杨老仅有几面之缘，而且已经去世，想不到杨老还如此关心我们，让我十分感动，他的教诲我将铭记一生。

　　杨献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被称为“一代哲人”。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著名的“合二而一”理论就是他提出来的。高中时上政治课，老师和同学们批判过他的“合二而一”论，说和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杨献珍先生竟然和我家有些缘分。

　　一

　　1985年，母亲离休，我陪她去北京探望姥爷。六月初的一天，在劳动人事部工作的小姨通知母亲，杨老(杨献珍)要见我们母子。我和母亲马上起身赶往西城区三里河杨老的住处。在车上，我通过母亲了解到，杨老1956年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到汉中调研，他不要地委、专署领导陪同，只要他的侄子杨果行(父亲至交、原陕南日报社同事，汉中地委党校副校长)和我父亲陪他去汉中的农村、工厂、学校、机关单位参观调研。父亲是报社的领导，文笔非常好，很得杨老赏识。我们又是湖北郧阳(今十堰市)老乡。杨老家在郧县安阳镇，父亲家在郧县杨溪铺，二地相距仅二三十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汉中要拍摄歌剧电影《红梅岭》，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父亲受地委指派，前往北京审批立项。在杨老的引荐下，父亲见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使影片得以顺利拍摄完成。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杨老被打倒，父亲也被揪斗。父母一直没有将这段往事告诉我们。杨老是个念旧的人，听说我们母子来京探亲，马上就要秘书安排，接我们去他的住处见面。

　　二

　　在三里河离国家经委不远的一个大院门口，杨老的秘书肖岛泉(父亲好友、原陕南日报社同事)伯伯已等候多时。他告诉母亲：“杨老已经八十九岁了，早已闭门谢客，但是听说你们到京后，马上要我联系，安排和你们母子见面。他对家璧(父亲名)的早逝很痛心，觉得非常可惜，说过多次。”

　　杨老的家在院内一幢普通的红砖三层小楼里，老人家住二单元二楼西户。我们上得楼来，杨老已在门前迎候。这是我此生见到的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杨老中等身材，偏瘦，穿一身普通的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宽口布鞋，面容和蔼可亲，神态和我的姥爷一样。杨老听力非常好，而且思路清晰、谈吐自如、风趣幽默，一点也不像一个近九十岁的老人。他的屋内陈设和平常百姓家并无二致，会客厅也是办公室兼书房，除了办公桌，就是几架书，什么古玩、名人字画统统没有。老人家一口郧阳话，和我父母、姥爷、肖伯伯一样。

　　杨老首先问了我们的生活状况，并问母亲离休后是到北京定居还是回汉中，母亲一一作答。后来的话题沉重起来，杨老问到了父亲的死因和“文革”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和迫害，听完后，杨老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他说：“我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坐了共产党的监狱，但我坚信真理就是真理，我的信念从未动摇。家璧太年轻，经过的政治风浪少，‘文革’中受到冲击，被错误批判，他想不通，以至于郁闷成疾，英年早逝，非常可惜。他的文章写得好，曾经得到过周总理的称赞。他年富力强，本来还能够为国家做出些贡献。”说到这里，杨老停顿了一下，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做一个像你父亲那样的人。”

　　杨老兴致很高。他问起汉中的变化时，回忆了当年在汉中调研时的情景。他对汉中的风土人情很了解，尤其是文物古迹更是如数家珍。当他听到古城墙、三台阁、钟楼毁于“文革”时，连说“可惜，可惜”。后来，我们又聊到了老家郧阳。杨老1982年已经86岁高龄，是最后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他将回去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我们，杨老说得最多的是他和我父母以及许多郧阳才俊的母校——郧阳中学，还有丹江水库。

　　不知不觉一个钟头过去了，有电话打来，通知杨老去中南海开会，我们只好告辞。

　　三

　　邓小平同志在看望杨老时曾说过：“请杨老为全党带个好头，活过一百岁。”很遗憾，我尊敬的杨老爷子“辜负”了邓小平同志的期望，于1992年8月2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六岁。

　　杨老是一个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说真话、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人，一生坦荡刚正，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父亲只是位普通的基层领导干部，和杨老仅有几面之缘，而且已经去世，想不到他还如此关心我们，让我十分感动，他的教诲我将铭记一生。

　　(作者系汉中市公路管理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