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

　　1942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又名罗迈)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时，毛泽东曾专门叮嘱：“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陕甘宁边区视为局部执政的“试验区”“示范区”和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

　　直罗镇战役旧址

　　“边区的事情由我们来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西北苏区更名改制后的名称、辖区和行政长官人选等问题，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同时，有步骤地进行西北苏区更名改制的工作。更名，即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改制，即将工农民主制改为民主共和国制。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的地方政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实质上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但又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党中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这些成为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建设的根本指向。毛泽东坚定的指出：边区的事情由我们来办。

　　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中共中央选派中共的优秀分子和负主要责任的党员参加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由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不仅是深受全党爱戴的老共产党员，而且是著名的同盟会员，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边区中共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高岗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还有许多著名共产党员，如谢觉哉、李维汉、陈正人等先后担任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负责领导边区工作，是党中央直接地、经常地指导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成员。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成为国内外人士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访问考察。1939年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他耳闻目睹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变化、新气象，写下这样的文字：“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抗日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像对待亲人那样细心周到地关怀着、抚育着它的成长，对边区寄予厚望。他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边区建设的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党中央、毛泽东的设想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初步实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词中指出：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着光荣的成绩，在全中国范围内起了模范作用，并给全世界人士以极大的兴奋。边区实行了普选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动员了人民参加政府工作，建立了各级民意机关，因此奠定了民主共和国一部分的基础。在边区又实行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保护了人民已得的利益，开垦荒地增加了战时的生产，扶植了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推行了切合抗战需要的国防教育，这一切都能够使得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适当的改善，因而增加了抗战的力量。这些成绩是和边区全体群众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不可分离的，并且表明了边区是能够在抗战中起推动作用，能够从艰苦奋斗中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共中央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施政方针和各项政策都取得成功实践，边区的各项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对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说：陕甘宁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毛泽东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也是陕甘宁边区面向国人和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长篇演讲。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不久在《解放》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是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污蔑，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毛泽东所说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对这个共和国的性质、形式、组织原则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做了全面论述，尤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就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毛泽东总结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对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充满希望，在文章的末尾诗意般地激情欢呼：“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随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提出，中共中央、毛泽东着力把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和“示范区”。在1940年3月初召开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1941年5月，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的任弼时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它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它根据地所效法。”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施政主张：如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等自由权等;在经济上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等，还有实行民族平等原则，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等，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政党和人群共同抗日、建设边区。这个《施政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治国方略和政策主张的实际运用，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具有开创性，而且对后来新中国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枣园革命旧址内中共中央五大书记铜像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还在局部执政之时，毛泽东就对未来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面临更大的考验，打破历史“周期律”，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不久传到延安，毛泽东看到后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立即决定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作为全党在局部执政阶段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在于该文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深刻揭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报告，历数中共历史上因骄傲而吃了大亏的教训的同时，明确宣布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和整风运动的正式文件，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11月21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此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汲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和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训。

　　党的七大闭幕不久，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有一天，黄炎培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萦环脑际而未能解答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忧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是对中共执政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他所讲的民主，就是指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由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从而防止腐败，建立廉洁政治。那么如何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事务?毛泽东认为：一个是要使“人人起来负责”，另一个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见解后，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既指挥前线作战，也谋划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坚定地表示“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947年下半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之时，中国共产党下一步将要面对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并及时昭告全党和全国人民。10月10日，毛泽东在葭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简称《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纲领，并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如周恩来所指出：我们提出打倒蒋介石口号，“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杨家沟会议)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亦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回答了在中国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问题，并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纲领、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还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接着，毛泽东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并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必须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的重要意义做过这样的评价：“这次会议是一次很成功的会。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离开陕北，前往华北。在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更加明确的指出：“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已经显现。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平宣告成立。

　　(当代陕西—陕西网 特约撰稿梁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