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命题

1977年高考(资料图片)

　　□ 孙天义

　　一

　　1977年秋的一个下午，我当年任教的西安外国语学院(现在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务处负责同志到我家来。他很庄重严肃地对我说，有一项任务要我去完成，要携带简单的洗漱用具立即出发。他叮嘱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对家人也只能说有事外出。当时的气氛似乎不允许我提任何问题。我旋即和妻子告别，登上接我的车子离开学院。

　　汽车进入南城门后到达西城门里停了下来。下车后又被安排到另一部车上。车出了西门后径直驶入老机场北侧的空11军司令部，随即被带到了一间会议室。人员陆续到达后便开始开会。在会上宣布此次的任务是为即将举行的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命题。说老实话，当时文化革命已结束一年，经过拨乱反正，社会秩序正在恢复，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安静。但我在文革中有过半夜被带走问话的经历，文革后期虽然被“解放”恢复工作，但仍处于监督使用的状态。明白了此行的任务，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此刻才放了下来。

　　我们被安排住在空11军司令部招待所，5人合住一个房间，伙食很丰盛。当晚，由于兴奋的心情还未平静下来，久久无法入睡。文化革命十年浩劫，高等学校是重灾区。在百废待兴之际，党和国家把恢复高考列入优先办理的大事之一，这使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光明的前景。感到自己又有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心情兴奋不已。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报效祖国。现在首要的，是要把这次命题工作做好。

　　二

　　我们命题组的成员来自各高等院校。除了两三位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以外，其他都是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中老年教师。大家都为能承担此次任务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使命重大。

　　高考已经停了11年。中小学教育也遭到极大破坏。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通过此次高考招收到合格人才，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手头缺乏必要的参考资料。以我负责的英语考题为例，我手头只有一本高三英语教科书和一本中型英汉词典。我们经过务虚达成共识：命题既要坚持标准，又要面对现实，努力做到恰如其分。省上领导对此次高考非常重视。其间，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林茵如同志特地来看望我们，提出了命题原则，并给了我们许多鼓励。

　　第一周是命题时间。我记得，这一周大家除了就命题原则交换意见之外，很少有人聊天。大家都在认真仔细思考，都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记得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出的试题中错了两个词，突然急醒了，吓出了一身冷汗。经过一周的沉默之后，我们交出了考题。交题前又反复数遍进行了核对。

　　三

　　此次命题工作自始至终领导上都强调保密的重要性。命题组成员和外界不能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命题组内各科相互之间不能通气。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考卷不排版，而是由命题人亲手刻制。对考卷的印制也做了周密的安排。我们这些命题组老师都担任监印工作。我还记得我们被派往印刷厂监督印制的情景，制版和印刷过程要求我们始终在场。印考题的胶板用过后和印错的废页都由我们监督销毁。承印试卷的是一家印制钞票的工厂，工人是三班倒。我们和工人同志一起上班，一起熬夜，和他们交了朋友。

　　在监印工作开始之前和印制工作完成后至考试正式开始之前，尚有两段空闲时间。这期间我们白天读书看报，晚上围坐在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晚饭后有的同志聊天散步，有的坐在飞机场旁边观看飞机起落。我则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借助一本仅有的词典继续我的翻译习作。记得有一天工作人员说要带我们外出购物，他还特别嘱咐我们不要和熟人打招呼。回忆起来，那种在监视下逛街的感觉很不一般。幸好那天大家都没有遭遇见到熟人而不能说话的尴尬局面。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高考正式开始，我们才分别在各自负责命题的那门课开始考试当天离开驻地，返回学校。一个多月的隔离生活宣告结束。

　　1977年冬，各高等院校迎来了文革后第一批经过统考录取的大学生。大家统称他们为81届。我回校后被分配负责指导这批新生的教学工作。这批学生中有不少文革中多年积累的优秀人才，很多人现在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有的还成为中高级岗位上的领导人或科技领军人物，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陕西省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原副主席，西安外国语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