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公布 陕西两项入围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入围终评项目名单于今天(2月26日)正式发布。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西安江村大墓两项入围。

　　2021年，全国经过审批的考古发掘1700余项，候选的32项均为各发掘资质单位主动申报，经国家文物局审核，评选活动办公室组织投票推荐产生20项进入终评。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以时代早晚为序)

　　1、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2、山西夏县师村遗址

　　3、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

　　4、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5、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6、浙江余姚施岙遗址

　　7、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8、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9、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10、浙江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

　　11、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

　　12、江西樟树国字山战国墓葬

　　13、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14、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15、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16、西藏拉萨当雄墓地

　　17、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18、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

　　19、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

　　20、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从遗址年代来看，入围终评的20个项目中，史前考古7项、夏商周考古6项、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1项、唐宋元明考古6项。史前考古成果依旧丰硕，夏商周考古与唐宋元明考古齐头，紧随其后。

　　从地域分布来看，入围终评的20项考古发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山西、浙江、四川、陕西、甘肃5省均有2项入围，占据初评半壁江山。其余河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西藏等地区各有1项入围。入围项目分布省份广且地域分布比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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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王家嘴1号基址

　　填补空白!周原遗址首次发现先周时期大型建筑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经过2020至2021年度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首次发现先周时期大型建筑，进一步证明古公亶父迁岐之地就在周原。

　　考古人员在周原遗址首次发现了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成为认定周原遗址先周时期聚落性质的关键材料。该建筑基址位于岐山县京当镇王家嘴村西北，坐北朝南，基址整体东西宽38米、南北长约58米，总面积逾2200平方米。整体结构为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建筑，目前已揭露南半部分，初步判断由正堂、东西厢房、庭院、附属建筑等组成。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判断，建筑年代上限为京当型商文化晚期，下限不晚于先周文化晚期，考古人员进而认定该建筑年代应为先周时期。这座建筑是周原遗址首次发现的先周时期大型建筑。建筑规模之大，形制之清楚，皆为先周时期之最，由此表明王家嘴一带是周原遗址先周时期聚落的中心。

周原遗址西周时期城址

　　考古人员还在周原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城址(内城)，规模远大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西周城址。城址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东西约1480米，南北约1065米，呈较为规整的长方形，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城址北、东、南三面有人工城壕，西面以王家沟为壕。结合叠压打破关系及以往发现的城内外遗存分布情况，综合判断其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

外城东墙及门址

　　同时，还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西周晚期城址(外城)，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西周城址，外城城址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南墙长2415，东墙长1770，外城南墙、东墙与内城南墙、东墙大致平行。北墙钻探发现两段，位于内城北墙的东延长线上。东南城角已揭露完整，平面可见纵横的夯土板块。在召陈建筑基址的东北，发掘了一段长90米、宽约10米的东墙，并发现长17、宽5.3米的门道遗迹。门道曾遭火焚，被倒塌的红烧土覆盖，地面上出土了西周晚期铜鼎残片。城内一侧连接曲尺形夯土台，限定了入城后要向南转向，类似瓮城结构。门道南侧的城墙内外各发现马坑一座，可能是与城门有关的祭祀遗存。城墙基址下压西周晚期灰坑，夯土内出土西周晚期陶鬲。综合各类信息，推断外城建于西周晚期。

　　专家认为，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填补了以往周原遗址无先周时期高等级建筑的空白。结合以往关于聚落规模与文化性质的认识，可以肯定周原遗址乃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东周时期美阳县位置的确认，可结合文献进一步证明古公亶父迁岐之地就在周原。规模巨大、布局方正的西周城址的发现，是探索我国先秦时期筑城史的重大进展，为厘清周原遗址聚落结构、相关遗存性质，以及聚落与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参照背景，为三代都邑建制提供了难得的实例。

　　周原考古遗址发现西周时期道路或为向东去交通要道

遗址出土的陶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周原考古队图)

　　为配套新建开放的宝鸡市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在召陈建筑基址区的东侧修建一条周原大道。为配合周原大道的基建工程，去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对大道范围内的遗存进行发掘。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考古成果，此次发掘清理了西周时期灰坑179座、墓葬6座、房址4座、陶窑1座、水渠1条，同时还发现了一条西周时期道路，可能是周原遗址向东去的交通要道。

　　上康村或为函皇父家族“族邑”所在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于2017年2月至10月对大道范围内的遗存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1950平方米，清理了西周时期灰坑179座、墓葬6座、房址4座、陶窑1座、水渠1条、道路1条，另有清代墓葬17座。根据遗迹的空间分布，发掘分三个区进行，从南至北依次为上康发掘区、任家发掘区和下樊发掘区。

　　据介绍，考古队在位于上康村正东的发掘区发现，该区域内地层堆积简单，遗迹开口于垆土层下，打破红色生土。最下层堆积接近生土，但包含极少的西周时期遗物。遗迹多分布在村东取土壕两侧且相对稀散，以灰坑为主，有零星墓葬。遗物主要是生活类陶器，少量灰坑内出有较多的蚌壳。在取土壕北侧发现的灰坑，或是一座用于储藏的大型窖穴。

　　根据出土遗物，考古队发现该发掘区遗存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晚期，这与上康铜器窖藏所出的函皇父组铜器的时代基本一致。发掘区紧邻发现铜器窖藏的取土壕，二者的空间位置相近。一般认为，青铜窖藏应是生活在周原的贵族出于某种紧急情况(王室东迁)而导致的对贵重物品的临时埋藏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宗族居住区周围。因此，上康发掘区内的居址和墓葬遗存可能与函皇父家族存在联系，这里甚至是其“族邑”所在地。

周原遗址发现的交通道路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周原考古队图)

　　周原考古遗址发现西周时期道路

　　在下樊发掘区，考古人员发现发掘区内遗迹分布较密集，除大量灰坑外，还有不同形制的小型墓葬、水渠及道路等遗迹。

　　令人惊喜的是，考古人员在下樊发掘区内发现了一条西周时期道路。该道路位于发掘区的中部，东西向，开口于西周晚期地层下，下压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灰坑，说明其始建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偏早。路面上和车辙里都发现有西周晚期陶片，路的使用时间下限应该不晚于西周晚期。残存路面宽约8米，路土较厚，最厚约30厘米。路面中间高两边低，或是出于排水需要。残留的7条车辙深浅不一，最深处约40厘米。

　　考古人员介绍，按照西周马车轨距2.2—2.4米的平均值，能够确定出3组车辙。按东西向，这条道路向西可能延伸至召陈建筑基址区的北侧，有可能更远。向东延伸，则是姚家村方向，可能是周原遗址向东去的交通要道。

　　根据遗物，下樊发掘区遗存的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与上康、任家村发掘区相比，该发掘区距召陈一带的遗址核心区更近，这或许是该区遗存内涵相对丰富、人群构成亦较复杂的原因。道路、沟渠等大型公共设施类遗迹从此经过，表明该区域是周原都邑扩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考古人员介绍说，此次配合道路建设工程的考古工作，是对遗址边缘地带的解剖性发掘，相当于在遗址内布设了一条超长“探沟”。通过对这条“探沟”的发掘，让人们了解了边缘地带遗存的具体情况，检验和补充了以往地面调查资料，是对周原这一超大都邑性聚落认识的较大补充，更是在不断认识其全貌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霸陵陵区航拍全景。

　　汉文帝霸陵确定为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与西安市区相对位置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记者获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线上发布会聚焦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汉代第三位帝王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考古队员通过精细发掘和缜密分析，判断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另外两个项目分别是，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以及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

　　江村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部约2100米处为原国保单位霸陵所在“凤凰嘴”地点。考古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为霸陵的可能。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东西长约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汉文帝霸陵被找到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具体位置全部确认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忆秦娥》中提到的汉文帝霸陵，它的真实位置被陕西考古工作者正式确定为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而非误传了千年的“凤凰嘴”。同时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公布了一大批珍贵文物资料与研究成果，对于秦汉帝陵考古研究工作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江村大墓出土的部分彩绘着衣式陶俑。

南陵出土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饰品。

　　江村大墓考古工作自2017年持续至今，勘探发现了江村大墓的“石围界”、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以及建筑遗址、陶窑等帝陵配套建筑;发掘了江村北陶窑遗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墓)外藏坑、栗家村汉墓等，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特别是南陵外藏坑出土了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体现了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位于白鹿原凤凰嘴，长期被误认的汉文帝霸陵。

　　根据史料记载，汉文帝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交代，即所谓的“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葬霸陵。”因为没有高大的封土，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因为对“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这段文字理解出现偏差，使得距离江村大墓两公里之外的高崖凤凰嘴被误认为是霸陵所在，这也使得长期以来在秦汉帝陵研究中，汉文帝霸陵被错误的认为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崖墓。随着江村大墓被正式确定为汉文帝霸陵，不仅更新了学界对霸陵的认知，还使得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具体位置得到了全部确认。

江村大墓出土的印章。

　　此外，江村大墓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使得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被考古工作者基本掌握——考古成果显示，江村大墓竖穴土圹、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多座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分布等陵寝制度，基本与秦汉时期帝王陵墓规制吻合，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确立。此外，不起封土，“石围界”取代高大的院墙，也与文帝崇尚节俭的政治理念相吻合，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印章、封泥及其它带字文物的出土，也证实了西汉时期“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