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张季鸾在上海经陈布雷引荐与胡适初识。彼时，张季鸾供职于《中华新报》，任总编辑，他秉持文人论政的理念，因投身反袁护法运动而声名鹊起。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刚完成《红楼梦考证》等著作，以倡导自由民主，力推新文化运动，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治学方法，在学界备受瞩目。二人思想同属自由主义阵营，反对专制统治，主张以理性精神针砭时弊，借舆论导向启迪民智，推动社会文明演进。他们以“言论报国”的志向共筑了一段真挚的友谊。

1933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雅集上，张季鸾评价胡适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而王芸生则说张季鸾先生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度，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两人的行事风格和精神特质。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了《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的社评，笔锋直指平津当局。翌日，《大公报》在天津华界被停止发行。他给胡适写信：

此问市政局奉北平当局电令，即日起停止敝报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故自四日起北平已不能去报，素承关爱，特此奉闻，并恳便中代达诸友好，为感。

此颂

刻安

弟张炽章上言 12月3日

胡适先生收到信后，于12月5日回信：“季鸾先生：射雕老手，箭无虚发，一发即中要害，佩服！佩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集，第271—272页）12月12日，《大公报》恢复邮递。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81号的《编辑后记》中写道：“《大公报》是在很困难的环境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电文，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舆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32页）胡适的声援，如同暗夜烛火，使夜行中的张季鸾看清了前行之路。

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关系清风朗月，即便是至交好友，若观点相左，也决不阿谀逢迎。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刊发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文章强调：东西方学者研究孔子，从而知道孔子之道是人类永久的道理，全国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不仅是纪念一位二千四百八十五年前的大哲人，也是要求大家在这个国家精神破产、人心涣散的时候，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孔子的价值，挽救危亡的国家。胡适则于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写一文《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写到晚上一点，此文颇重要，文中颇指斥《大公报》张季鸾的社评，我的主要论题是要指出这‘最近二十年’为中国进步最大的时候，一班老革命党不认得革命收功正在此，乃妄自菲薄，手忙脚乱地要开倒车，甚可笑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集，第138页）语言犀利，观点尖锐，丝毫不留情面。事后得知“季鸾说此文不是他的，大概是胡政之的”，闹了一个不小的乌龙。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刊登了本报特别启事：

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星期论文”所登论文不仅时效性强，而且有很高的学术、思想价值。主撰稿人由著名学者组成，“星期论文”历时十五载，彰显了《大公报》的价值走向和言论水准。这种办报方法很快为国内其它报纸所采用。胡适认为办报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用公正的态度去批评社会、教育、文化、政治，持续不断地努力，终会有成效。佛教《清华经》有一句话：“功不唐捐”，意思是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榆林季鸾公园内“张季鸾纪念馆”

胡适在1934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是第一个星期（7日），所以昨晚试写了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今晚写完。”（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集，第9页）胡适这篇论文是“星期论文”栏目刊发的首篇文章，胡适给“星期论文”共撰写了十九篇文章。之后《大公报》“星期论文”撰稿人队伍逐渐扩大，阵容强大，名流云集，所写内容涉及面广，影响极其深远。

在《胡适日记全集》里多次记录了与“星期论文”相关之事，细节很生动，可以看出胡适有一颗平常心，又是重然诺的人。

“昨晚回家已是今早一点多钟了，写了一点多钟的星期论文，才去睡。”

“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感。”

“想为《大公报》作星期论文，试作两篇，均不满意。演说作文不难，难在得题，题目想定了，文已大半成了。”

“想为《大公报》作星期论文，不易得题目，后来决定用‘Amold Toynbee’的预言为题，写成二千五百字，题为《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

“枚荪说我的星期论文《读经平议》有肉、有骨，并且有刺。”

1935年初，胡适给《大公报》写的第一篇“星期论文”是《新年的梦想》。他说：“这几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报》写新年第一篇星期论文，虽然有机会胡思乱想，总想从跑野马的思路里寻出一个好题目来作这篇应节的文字，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的几件什么事？’我向来说平实话，所以跑野马的结果还是‘卑之无甚高论’。”（《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86页）胡适身在旅途，怀揣新年的梦想，梦想全国的真正统一，梦想中国的学术将有更大的进步，他把这两个梦想写出来，作为给《大公报》读者的新年贺辞。

《大公报》开设“星期论文”栏目，使张季鸾与胡适的交谊步入“蜜月期”。

通过文人的日常生活，可以了解彼时的人际脉络与时代风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饭局，便是他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胡适日记记录了与张季鸾几次饭局见面的细节，颇耐人寻味。胡适在1937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季鸾先生从上海来，我邀了梅、蒋二校长及周枚荪、潘光旦、陈岱孙、陈之迈、沈茀斋、张奚若到我家会他，从八点谈到十二点才散。季鸾说蒋介石先生似有意约一些学者在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后去南京谈谈。张季鸾讲了今年的三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对日本。”（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集第82页）胡适邀约的梅贻琦、蒋梦麟二人，是清华、北大两所国立大学的掌门人，周枚荪、潘光旦等皆为学界精英，张季鸾作为《大公报》的主笔，是当时“文人论政”的标杆性人物，这场夜谈绝非寻常的文人雅集，胡适日记，看似个人生活的琐记，实则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参与的记录。1937年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余波未平，而这场谈话里的“南京之约”，印证了南京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下，对知识阶层智库作用的倚重。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季鸾离津赴沪前，曾致电胡适，要他迅速撤离北平以避风险，足见二人私交之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