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5期 （总第429期）

导语：“要是能穿越，我最想回到唐朝！”这样的热语，在近些年网络上时常可见，绾结着无数人对那个时代的浪漫想象。但当我们拨开修辞的迷雾，对照史实便会发现：“盛唐”抑或“大唐”，这个令后人尤其是今人心驰神往的“黄金时代”，实则是被集体意识过度美化的灿烂场景。真实的唐帝国，并非后人想得那么好。

1980年代，余光中《寻李白》一诗传入内地，其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凭借新颖漂亮的意象而脍炙人口，然而很少有人留意全诗的完整语境，更鲜有人思考：这般浓墨重彩的文学想象，是历史实况的传真、放大还是缩小？

“要是能穿越，我最想回到唐朝！”这样的热语，在近些年网络上时常可见，绾结着无数人对那个时代的浪漫想象。然而，我们口中津津乐道的“大唐”或“盛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存在？

当我们拨开修辞的迷雾，对照史实便会发现：“盛唐”抑或“大唐”，这个令后人尤其今人心驰神往的“黄金时代”，实则是被集体意识过度美化了的灿烂场景。真实的唐帝国，并非后人想得那么好。

一

在当代语境中，“大唐”二字承载的已远不止是一个朝代名称，更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自豪感。考诸史籍，唐人自称时更常用的是“我唐”“我朝”。“大唐”这一称谓，虽当时亦有使用，玄奘《大唐西域记》即为一例，但赋予“雄大”“强盛”质相，实出于后世尤其当今的“追加”，一如“大汉”“大宋”等等，是后人概括和提炼的结果。

当下网络语境中对“大唐”的热衷，正是这种历史记忆在传承中被不断重构的体现——我们按照自身的期待，为历史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

与情感化的“大唐”相比，“盛唐”在史学研究中有相对具体的时段界定，但其本身也存在弹性，与大众模糊认知更有较大落差。

学术界的精细划分：史学家将“盛唐”或界定为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共105年；或界定为唐玄宗开元元年（713）至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共53年；或只取“巅峰”，专指“开元盛世”（713—741），不过28年。

然而，在多数民众尤其是网民的叙述中，“盛唐”成了“大唐”同义词，亦即等同于整个唐朝（618—907），共计289年。如此一来，仿佛整个唐朝都浸润在“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饶里。

然而究其实，唐帝国的289年时段，经历了初唐的国力上升、盛唐的全面繁荣、中唐的国步维艰、晚唐的风雨飘摇，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变化过程。

无论“弹性”何如，所谓有唐一代“盛世”的时长，都远比想象中的短暂。把最短不足三十年、最多也就一百来年的“好日子”无限拉伸成近三百年的常态，无疑是将一个起伏多变的漫长王朝扁平化为一个单一的光辉截面。

网络语境中常见的“大唐书写”“盛唐铺叙”，多聚焦于“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成就，甚至宣称其“超迈西汉文景之治”“领先当时世界各国”。此类叙述虽有一定的史实支撑，却不免陷入“选择性叙事”的误区。如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公元八世纪上半叶“盛世”“治世”背后的深层危机：均田制自高宗时期已开始瓦解，至开元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日益严重。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杜佑《通典》记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土地兼并导致府兵制败坏，募兵制兴起，边镇节度使手握重兵，终成尾大不掉之势。玄宗好大喜功，边衅屡开。天宝八载（749），唐军攻吐蕃石堡城，死者数万；天宝十载（751），高仙芝征大食，怛罗斯之战大败；同年，鲜于仲通征南诏全军覆没。连年的无谓征战，使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又据《资治通鉴》载：“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县官无由知其名数。”

更值得警惕的是对一些名作的“摘读”和“偏解”。如很多人好称道、引用的杜甫《忆昔二首》，若不全看细绎，便不免有所眼盲。如其二开篇两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谓即使小县城也有上万户人家，端的是人口多、密度大。但据《通典》记载，开元时期全国户数不过七百余万，按当时一千五百余县计算，平均每县仅五千户左右。如此可知，“万家室”之邑实属罕见。杜诗此语，更多是乱世诗人对“从前”的理想化追忆。而全诗的后半段更值得关注：“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据《杜臆》：“此是既为工部郎后，追论往事也。故以《忆昔》为题，乃广德二年严武幕中作。吐蕃陷京，在去年之冬。”可知此二诗作于广德二年（764），诗人寄居阆州，借忆昔表达现实哀叹。前半段的盛世追忆与后半段的乱世惨状形成强烈对照，恰恰揭示了“全盛”的短暂与脆弱。

由此可见，将不足三十年的“治世”等同于整个唐代的常态，本质上是对历史时间线的刻意剪裁。

二

唐诗作为盛唐文化的核心载体，其“长安书写”，颇能校对今人直觉中的历史场景。如卢照邻笔下“长安大道连狭邪，青牛白马七香车”的“大都市繁华”，李白笔下“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国际化风情”，韦应物笔下“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的“狂魔修建”，白居易笔下“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街衢规整……这些诗句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们共同构筑了大众心中的长安盛景。看到这些，你当然兴奋得很：“这就是大唐国都啊！”

可这些诗句不过是盛唐以至全唐的“正面快照”，长安的另一面，可能被你在选择性忽视中隐没了。就在上引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里，便有“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之句，写权贵阶层专权跋扈，互相倾轧，像灌夫那样正直敢言的人被排挤，如萧何那样的贤能之人不被容纳。李白供职翰林时写的“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不仅描绘了权贵出行不可一世的骄横，还揭示了当时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数年后写的《登金陵凤凰台》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出自王建的《羽林行》，直接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他们在酒楼下抢劫商人财物后，还能若无其事地到楼上狂欢醉饮。更不必说杜甫的“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哀凉太息、孟郊的“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的仕途艰险、李商隐的“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的困顿孤寂……这些，同样是这座都城的“实况直播”，与那些盛世赞歌共同构成了长安，乃至整个唐朝的真实图景。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王维名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出自其《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由于媒体引用率极高，简直成了盛唐国际地位的写照。按该诗创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上一年冬天，郭子仪才率军收复被乱军占据的长安，皇帝返京不过两三个月，王朝元气大伤，朝堂尚未完全安定，何来“万国衣冠”？纯属诗人政治想象中的虚饰而已。即使硬要理解为“开元追忆”，真实度也经不起细究。考《唐六典》记载，开元时期常来朝贡者不过七十余国，“万国”显系夸张。且朝贡使团多由边将虚报，以邀功请赏。包括杜甫、岑参在内的同日同题和诗，均不同程度存在“假大空”的吹牛倾向，却连王维和诗一起被今人当作盛唐气象的直接佐证，足见“想象”对历史的扭曲力之大。退一万步说，王诗中所描绘的“万国来朝”盛况，也不过是对朝廷重建秩序的政治祝愿。但当这种充满感染力的文学表达被后人反复传诵并坐实为历史事实时，历史的真实面貌就被艺术的柔光镜巧妙地修饰了。

三

对“盛唐”“大唐”的过度美化，往往源于对历史细节的选择性无视。许多人沉浸于“大唐气象”的宏大叙事，却对其背后的社会问题与制度缺陷视而不见，陷入“想当然”的认知陷阱。兹举两点：

其一，是对“创作自由”的误读。世人多认为“大唐”是文人的乐土，但史实并非如此。高僧释法琳因著书直言佛教优于道教，触怒唐太宗，险些被处以极刑；王勃因作《檄英王鸡文》，被唐高宗斥为“歪才”，逐出长安；韩愈因《谏迎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潮州；刘禹锡因“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遭权贵忌恨，多次被贬谪。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言禁制度。《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意思是凡是指责、批评皇帝，情节和道理上有严重危害的，处以斩首之刑；没有严重危害的，判处二年徒刑。那么请问，这个尺度如何把握？由谁来把握？

不仅言语涉及皇帝可能获罪，因指斥权豪势要而倒霉以至送命，也与前朝或后代的情形无异。玄宗时期，周子谅因弹劾李林甫，被杖责朝堂，死于前往贬所途中；李邕因文名太盛，遭李林甫等诬陷，被杖杀于狱中。

这些案例清晰表明，唐代的文学场景，离今人理解的“创作自由”还远得很；皇权意志与政治禁忌，始终是悬在文人头顶的利剑。

其二，是对“社会公平”的幻想。“胡商云集”“仕子风流”的图景背后，是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据《通典》记载，开元年间虽有“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景象，但到天宝末年，“编户之民，十不存四”，大量农民因土地兼并沦为流民。安史之乱中，“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普通民众更是饱受战乱之苦。那些高呼“要是可以选择，我首选唐朝”的人，显然忽略了彼时的阶层壁垒——若生存于底层，等待你的或许不是诗酒风流，而是“岁拾橡栗随狙公”的艰辛。

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美化，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共有的心理需求，即“黄金时代情结”。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可能需要一个理想化的历史参照系，来寄托某种情感或表达对未来的期望。

在当今中国经历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唐朝——尤其是其鼎盛时期——所展现出的强大国力、开放包容的气度，恰好与当代社会追求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的某些精神诉求相契合。因此，一个被提炼和强化了的“盛唐”“大唐”形象，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资源。这种重构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对古希腊时代的推崇，印度对孔雀王朝的追忆，都存在类似的美化与简化倾向。

真正的历史智慧，不在于对某个时代简单的顶礼膜拜，而在于勇于理解并接纳其全部的复杂性——辉煌与阴影，创造与破坏，开放与内耗。当我们既能理解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奔放，也能体会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沉忧思；既能看到长安城“胡商云集”的国际气象，也能关注到运河纤夫的艰辛与边塞戍卒的苦寒时，才算真正开始走近那个被称作“盛唐”或“大唐”的时代，或许可以由此多一份清醒的思考：对历史最大的尊重，不在于选择性的剪辑与美化，而在于坦然面对其真实与复杂。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获得知往鉴来的智慧。 （作者：刘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