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正一

提及黄文弼，印象中浮现出的往往是他在广袤的大西北穿越戈壁、沙漠与荒原发掘的身影。殊不知黄文弼亦曾在今日陕西的大地上忙碌奔波，长达十年之久，是现代科学的文物考古事业在陕西地区的擘画者，是存亡绝续的抗战烽火中西北教育的播种者。从当时的报纸、报告、档案和刊物中，我们都能看到黄文弼与陕西的邂逅。

入秦

黄文弼（字仲良）与西安的故事开始于1934年12月的“征途访古”，这一雅称来自与他同行的美术史家滕固（1901—1941）记录此次行程的《征途访古述记》。二人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外派公干，在12月5日从南京出发，一路西行，沿途停留于徐州、开封、安阳、洛阳，12月18日到达西安。

在滕固的记录中，二人前往西安的过程颇费周折：在17日从洛阳前往潼关时，“车窗外剧烈之阳光耀于平野童秃之黄土。此种单调之色感反射于车中，余为之头目晕眩”，滕固因为晕车，选择留在旅行社休息，二人推迟至次日再出发，黄文弼则多得半日时间，前往潼关城游览。次日二人早晨五点乘火车，十一点到达临潼，“飞雪微闪而夹细雨，候西京筹备会汽车，未至，乃自肩行李搭公共汽车赴西安。此为新建之公路，但成路基，路面未施砖石，淤泥泞滑。敝车重压于道途，狼狈不前，时复乘客下车推动，时复缺少汽油而待他车赶来乞借，乘客莫不怨声嗟叹也”，这样看来，黄文弼和滕固应该也同属于“抱怨的乘客”之列。

黄文弼

自12月19日起，黄文弼与滕固的行迹应是这样：19日与陕西省府商谈，到陕西考古会、碑林；20日至兴平县城；21日到兴平东北的茂陵、霍去病墓，咸阳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周康王陵、周公墓；22日到西安城内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东岳庙；23日到临潼华清池、秦始皇陵。24日二人从临潼启程返回。

在滕固看来，黄文弼似乎一直精神充足、永不疲倦。在行程的最后一天（23日），滕固记录道：“饭后仲良约余往观秦始皇陵，余觉体乏，请其独往，余则酣睡于浴室。下午四时许，仲良返浴室告余……陵上有古代之砖瓦碎片，类皆宽厚粗笨，恐即秦时遗物。仲良言次即出数块作证。相与谛视，确为汉陵上所未见者，余始悔不同行也……”可见黄文弼并不放过一切能够顺路考察古迹的机会。

此次“入秦征途”的结束，同时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的先声。很快，黄文弼与滕固就组织了提案，呈交1935年1月12日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在进行决议后，1月31日的《西京日报》即先登出黄文弼将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消息，2月6日的《西京文化日报》即宣布黄文弼“刻已由京动身起程来陕，若无其他耽延，日内即可抵省云”。

1935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合影（后排左三为滕固，右三为黄文弼）

在经历过五年新疆行和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后，黄文弼早已习惯于高效率的工作。他在3月22日到达西安，3月30日时就已向南京函告西安办事处的筹备情况和预期工作，促成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在两天后的4月1日顺利成立。

初任主任的黄文弼在正式上任仅两日后，就经历了南京中央的“巡视”。4月4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邓家彦（字孟硕，1883—1966）与邵元冲（1888—1936）前来陕西祭谒黄帝陵。据《邵元冲日记》，黄文弼与各陕西省府要员接待了他们，同日即随行出发，途经咸阳、三原、同官、宜君等地，于4月7日到达中部（今名黄陵县）举行祭陵仪式。4月8日起，众人途经耀县、三原、咸阳、兴平等地，9日返回西安。4月12日，几位中央委员再度外出祭谒醴泉唐太宗昭陵，当日返回，黄文弼亦随行。利用此次机会，黄文弼沿途考察了同官文庙、耀县孔庙、药王山、泾阳东里观、醴泉昭陵等此前未曾到访的古迹。

至此，黄文弼已真正的“入秦”。西安办事处的设置、与当地要员的接触与合作，都让他在陕西有了落脚点与职责所在，而不再只是走在“征途”中的匆匆过客。

行走

西安办事处成立伊始，黄文弼“行走”于陕西各处的序幕已经拉开。在1935至1937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运作期间，黄文弼在陕西访察古迹古物的踪迹，还包括4月27日至29日前往华阴县五龙宫、华岳庙；5月30日至6月8日前往韩城县、龙门山禹门口、蒲城县；1936年1月15日至22日前往户县、周至和咸阳；3月6日前往三里桥镇；3月16日至29日前往周至、眉县、渭惠渠、扶风、武功和兴平；4月7日前往中部县黄陵；9月11日前往西安南乡；9月底前往乾县；1937年5月前往宝鸡县。两年间，黄文弼在陕西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东、西、北三个方向，最远至东北方的黄河交界处。

现存黄文弼的两篇长篇调查报告，记录了1936年初黄文弼两度西行至户县、周至等处的考察内容。这两篇报告中还各附有一篇“视察碑石记录”，为民国中期陕西地方碑刻留存的情况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

在报告中，黄文弼如实记下了多处文物因保护不善而遭破坏的情况。3月24日，黄文弼来到扶风县的绛帐镇，与当时参与渭惠渠修建工程的一位姓傅的工程师交谈。傅工程师说：“曾有一次在常兴镇附近，发见（现）古墓一座，墓室宏大，陈设陶器之类，井井有序，壁画灿然，方在开掘之际，墓室猝塌，伤及工人、监工各一人，及二次掘开既崩之墓室，则一切皆成粉碎矣。且细观前后所出品物，多非普通人所用者，并时有剑戈之类，悉由常兴镇附近掘出。该镇原名长禾营，传曾驻兵营于此，年久渐成土著，此类官弁之家庭，器具当不侔于一般平民，证以发见之古物，或非无因也。”可知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这座古墓，因操作不当而直接崩塌粉碎，墓室、壁画等珍贵遗存即刻不复存在。可以想象在当时文保技术与意识均不足的情况下，施工的过程已不知破坏了多少古物和遗迹。

除去渭惠渠等掘地工程的影响，多数百姓对古物的价值毫无概念，经常造成无意的破坏。3月25日，黄文弼来到扶风法门寺，当时明万历年间复建的法门寺砖塔尚存，地宫尚未被发现（至1939年朱庆澜组织重修砖塔时发现），他便著录了寺内石碑。其中一座大碑为《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黄文弼写道：“下半为乡农以石击损，已成无数之凹窝。概乡农因石声甚亮，每击之以听其声，相习成风，妇孺皆晓也。为大历十□年岁次戊午，余多不可识。”

在法门寺附近的杨恂墓所发现的《弘□先贤积庆之碑》，根据黄文弼的记录，也是同样的情况：“碑上文字既锈于苔斑，复损于无知农民之敲击，故下半段文已不可读，仅上半段完好，而苔锈横生。碑上标题可见者，为‘□□武部尚书□□□碑’，文有‘……国忠之父也’。”则此碑是为杨贵妃的叔叔、杨国忠的父亲杨恂所立。而要保护这类被损坏的碑石，仅靠西安办事处显然不足，而需地方政府出面，如修筑围栏、派人视察等。黄文弼痛心于乡民之破坏，只能先如实记下，以期后续有所改变。

“入秦”后不断行走，力求保护文物的黄文弼，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西京建设工程与缺乏保护意识的破坏，不安的地方局势、不良的财政状况同样成为掣肘。因此，他的“行走”并非局限于陕西，由于责任在兹，为了获得更多支持，黄文弼更需要行走在陕西与各地之间。在西安办事处的三年期间，黄文弼的“行走”更多是在“出入秦川”。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935年6月18日，距离黄文弼结束韩城、蒲城考察刚刚一周，南京政府即因预算紧张，将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教育部改隶内政部，并要求北平、西安两个办事处于同月24日结束工作。根据此令，黄文弼在西安仅履职三个月就被中止，他此前向南京提交的五六月份办事处工作计划书中，所有的展望似乎都立刻化为了泡影。黄文弼当时的心情应颇为复杂沉重，然政令不可违，他开始着手办理各项结束事宜。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7月。据7月21日的《西京日报》，黄文弼一直等到7月中旬，中央始终未发令文告知结束后事宜，他决定亲自前往南京请示。至8月下旬，《西北文化日报》刊登了决定保留西安办事处的消息。9月1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再度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办事处保留问题，最终确定裁撤北平，保留西安。黄文弼这次离开秦川，恰恰把握住了西安办事处存废的命运。正是黄文弼心怀保护古物、不畏困难的使命和责任，方能有1936年的对陕西西部古迹的考察与著录，以及同年开始组织并实施的黄陵与碑林培修工程。

实际上，黄文弼在1934年12月初至西安时，就已与滕固同去碑林。滕固记录道：“余等入内巡览石经，复审视唐以来各代之碑版，意兴殊浓。余对于《大智禅师碑》《玄秘塔碑》《多宝塔感应碑》《隆阐法师碑》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之碑首形制、碑侧画像，一一审视比较，觉在美术史上之价值，异常重要。惜室内阴暗，且诸碑密列，少隙地，不能摄影，乃雇工选拓碑侧画像，以为研究之资料。此地虽在清乾隆中改筑，然屋宇敝旧，时有崩圮之虞，余与仲良周览建筑，归京后将提议改筑，以树一劳永逸之计。”滕固与黄文弼在讨论碑林古物之精良价值的同时，也深感碑林建筑之破败，亟须修复以保古碑无虞。

不过，在1935年1月黄文弼与滕固向古物保管委员会呈交的提案中，尚未纳入改筑碑林的计划。新的转机出现在同年5月，西安办事处迁入碑林前的孔庙办公，“近水楼台先得月”，黄文弼得以对碑林所藏古物进行清点。同年9月11日，黄文弼联合滕固、徐炳昶提出与陕西省政府合组整理碑林，并请中央补助经费。

然而，整修碑林的进度却由于资金原因不断延后。同年12月28日，南京方面最终同意补助修理费用五万元，但这笔钱直至1936年10月才全部拨到。1936年上半年中，黄文弼正忙于培修黄陵和讨论碑林整修方案与预算，此五万元可谓不早也未晚。11月2日，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组织成立，12月初鸿兴丰建筑公司获得招标。然接洽似仍有问题，故黄文弼于1937年2月前往南京，3月初再往北平，至3月12日返回西安。4月下旬，碑林正式开工整修，由于材料未齐，先进行了碑石拆卸和焊补。7月初，碑林举行了整修奠基典礼。

1938年4月1日，碑林整修宣告完成。这天的《申报》使用了“辉煌灿烂、伟大庄严”来形容这一文化事业的成功实现，这一赞誉同样应该献给为此行走于东西路途上的黄文弼。经此整修，黄文弼与滕固当时所见的唐人碑铭，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仍能完好地立于碑林之中。

出秦

1937年7月8日早八时，碑林监修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委员顾问联席会议，时间和世界仿佛仍静止在紧密排列的石碑之间。而这天正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或许当时仍在讨论如何排列和加固石碑的黄文弼尚未意识到，从此日起中国将会陷入何种灾难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文教机构和组织被裁撤、迁移与改组。同年10月29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因经费紧张而被裁撤，西安办事处真正地戛然而止。那么，黄文弼应该何去何从？

根据1938年1月10日出版的《西安临大校刊》第四期，黄文弼当时已任历史学系讲师，居住于府学门二十五号。按西安临时大学成立于1937年9月10日，黄文弼有可能是在10月进入西安临时大学任教。此时阔别曾经任教的北京大学已有三年，若将黄文弼两度进入新疆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他离开教坛可能已接近十年。

1938年3月，因日军迫近，西安临时大学正式从西安迁往秦岭以南的汉中，黄文弼随行，离开了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同年4月1日宣布碑林整修工程正式竣工时，黄文弼业已“出秦”。

几日后的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位于汉中城固县，黄文弼约在此时被聘为历史学系教授。据《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第十期，在1938年5月20日，黄文弼与西北联大校长、历史系教职员和数十位学生共同调查了张骞墓。据后来成为国立西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兼任讲师的何士骥所记，师生在早晨八点三十分到达张骞墓后，“当由黄仲良先生摄影多张”，惜黄文弼所摄照片并未收录入校刊中，且师生此次仅对张骞墓进行了地面调查。同年8月24日至9月2日，西北联大历史系学生对张骞墓已毁墓道进行了整理。同年内，黄文弼以及历史系学生还对位于城固的樊哙墓进行了调查。

西北联大历史系师生在樊哙墓的合影（前排左一为黄文弼）

根据档案资料，1939年2月黄文弼从西北联大辞职，但以特别讲演的名义继续在西北联大代课。至5月，黄文弼离开陕西前往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据陕西省档案馆所藏西北大学档案，1939年5月，西北联大致函黄文弼，他的通讯地址为“四川峨眉东门外大佛寺故宫博物院办事处转黄文弼先生”。事实上，短暂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他要利用庚款资助的机会，完成早年西北科考的名山之作《罗布淖尔考古记》。

1946年4月，国立西北大学从汉中城固回迁，黄文弼才返回了阔别近十年的西安。而在1947年9月，黄文弼即被调任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兜兜转转，黄文弼在十三年后再次回到了北京，此为真正意义上的“出秦”，也是黄文弼在陕西工作经历的最后谢幕。

黄文弼“出入秦川”的十三年（1935年至1947年），同样是近代中国挣扎于危机和劫难中的艰难岁月。在两度进出西北之后，黄文弼本已声名鹊起，成为各家报纸争相报道的“宠儿”，但他依然心怀西北考察期间培养而成的热忱、毅力与责任感，先于他旧日的友人一步立足于陕西。在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所有人的心中时，黄文弼直面所有困难与限制，踏出了保存保护古物、研究发扬学术、培养后继人才的大道。

来源：各界杂志202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