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效东

一

吕大钧作为蓝田吕氏诸贤之一，历代县志多有记载。民国《续修蓝田县志》还在《圣学渊源·列传二》中收录有明代冯从吾所撰《吕大钧传》。

吕大钧（1031～1082），字和叔，北宋京兆蓝田人，“蓝田四吕”中的三弟。其一生以理学传承与经世实践并重，是中国古代乡约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嘉祐二年（1057），吕大钧与苏轼、程颐、张载等同榜登进士第，此后拜师张载，成为关学第一代传人。他精研张载“气本论”思想，参与编订《正蒙》等著作，奠定了扎实的哲学根基。张载病逝后，吕大钧转师“二程”（程颢、程颐），成为融通关、洛的理学学者。

历任秦州司理参军（今甘肃天水，掌管司法）、延州监折博务（今陕西延安，管理贸易税收）、三原知县、福州知县等职，任内以“宽简治民、明察断狱”著称。在泾阳知县任上，因父丧丁忧返乡，期间完成影响深远的创举——创建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核心的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守丧期满后，吕大钧以“道未明，学未优”为由辞官，于蓝田故里聚众讲学，推行《吕氏乡约》。

元丰年间（1078～1085），吕大钧出任鄜延转运司副使（今陕西延安一带，掌管军需物资转运）。在宋夏战争中，他以刚直品格调解将领种谔与转运使李稷的军政矛盾，确保前线物资供给，展现出卓越的行政管理与危机斡旋能力，最终因积劳病逝于任上，享年52岁。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赞其一生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著有《四书注》《诚德集》等，但已散佚，现存世有《吕氏乡约乡仪》《蓝田吕氏祭说》《诗说》《天下为一家赋》等，存诗《曾点》。

二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27岁的蓝田才俊吕大钧赴汴京应试，在欧阳修主持的进士科考试中与苏轼、苏辙兄弟及同籍学者张载同榜登科。时年38岁的张载虽长吕大钧11岁，却在此前已因学术声望名动京华——他曾应前宰相文彦博之邀，于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授《易经》，其“躬行礼教、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令吕大钧深为倾慕。二人交谈后“一言契合”，吕大钧以同年学友之尊毅然拜张载为师，自此终生“执弟子礼问道”，成为关学最坚定的践行者。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因思想深邃、注重实学，一度面临“寂寥无有和者”的困境。吕大钧以进士身份躬身拜师的举动，打破了学界对关学的观望态度，使“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他不仅以《吕氏乡约》等实践将关学伦理落地于社会治理，更凭借自身声望带动大批秦川学子聚于张载门下，形成“郁郁满秦川”的学术盛况。史学界公认，关学从初创到兴盛的转折，吕大钧的“屈尊示范效应”居功至伟。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张载病逝后，吕大钧转投洛学宗师程颢、程颐门下。尽管他游学程门时间不长，但程颐对其人格与治学精神评价很高，称“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赞其兼具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雷厉风行的实践品格。这一评价既体现了关学与洛学在“经世致用”层面的思想共鸣，也印证了吕大钧跨学派传承的学术影响力。

吕大钧胆识过人，行事果敢决断，言行一致，是一个笃于践行、勇于担当的人。宋儒范育所作的《吕和叔墓表》称赞大钧“性纯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明儒冯从吾说吕大钧“其文章不作于无用，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从上述评价可知，吕大钧绝非那种皓首穷经、空谈性理的腐儒，而是一个有着自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有知行合一、认准了就践行到底的果敢精神，这才使得他有勇气、有胆识，将张程理学思想，由坐而论道变成了开创实践。区别于传统儒者的经典注疏，吕大钧将学术重心转向礼俗教化。

三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六月，四吕之父吕蕡去世。吕氏兄弟服孝期满后,其他人重新出仕，唯有大钧以“道未明，学未优”，“不复有禄仕意，家居讲道，以教育人才，变化风俗，期德成而致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里公约《吕氏乡约》，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制订并推行的。区别于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形而上建构，吕大钧将关学核心思想具象为可操作的社会规范。他突破传统儒者“述而不作”的思维定式，首次将张程理学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制度化实践——通过《吕氏乡约》的制定，开创了我国古代乡村自治的历史先河，实现了“礼下庶人”的治理创新。

从吕大钧存世的唯一诗作，也可窥见他创立乡约的深层次思想观念。这首题为《曾点》的诗曰：

函丈从容问且酬，展才无不至诸侯。

可怜曾点推呜瑟，独对春风咏不休。

这首诗取材《论语·先进》篇中的《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描述孔子与弟子论志的故事。子路、冉有、公西华分别以强国、富民、礼乐为志，而曾点说他的志趣是“暮春时节，换上春装，和五六位志同道合的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悠然地唱歌回来”。孔子听后大加赞赏。他之所以只赞赏曾点的主张，就是因为曾点用形象化的方法描绘了礼乐之治下的太平盛世的景象，这正是孔子所向往的“礼治”社会的最高境界，对此孔子非常感慨，所以才说“吾与点也”。

吕大钧这首诗既再现“曾点气象”这一儒学典故，更寄托其对儒家礼乐治世的向往。其师程颐曾言“曾点与颜回最得圣人之道”，而吕大钧“好古甚切，以为周礼可行后世”，吕氏乡约正是他践行“圣人之道”“礼乐之治”的社会理想，试图通过基层教化实现“曾点气象”描绘的太平图景的实践纲领。

吕大钧卓越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将关学“经世致用”的思想转化为可操作的社会制度，使儒家文化从精英阶层的典籍走向普罗大众的生活。

《吕氏乡约》，不同于一般的乡规民约，而是古代社会中以乡村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自治组织形式。制定乡约的目的，是为把儒家的纲常礼仪主张，变为广大乡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从而“以礼化俗”，成就“里仁之美”。

从制度导向上看，它是儒家伦理的落地之举，也是修齐治平的践行方案。吕氏乡约是中国第一个成文的乡民公约，被誉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开创了中国古代乡村自治的历史先河。它始兴于宋，鼎盛于明，普及于清，延续于民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经历了士绅自办、官倡民办和朝廷强力推行几个阶段，传播面覆盖了除西藏外全部中国版图，还传播到东南亚数国。乡约历经近千年发展和传承，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和接受，受到了朝廷和地方政府的重视，有力地发挥了乡村教化、社会救助、治安维稳、文化传承等社会作用，对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氏乡约“以礼化俗，以约治乡”的治理智慧，超越了时代局限，其文化精神在当代乡村振兴中仍具启示意义，至今仍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着智慧源泉。现在，吕氏乡约已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编辑/山水木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5.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