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伟

1936年，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发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将《桃花源记》所蕴含的史料价值从文学作品中剥离出来，将桃花源的原型地，与陶渊明时代的一种重要民间社会组织——坞堡（又称坞壁，古代民间在动乱时期的一种自保组织）联系起来，通过对一系列似乎互不相干的史料考证、关联和分析，得出结论：真实的桃花源应该在西北的弘农或上洛（商洛）一带，而不在江南的武陵。

陈先生先将《桃花源记》区分为寓意与纪实两个方面，“止就纪实立说，凡关于寓意者，概不涉及”，由此将《桃花源记》所蕴含的史料价值，从文学作品中剥离了出来。

真实之桃花源中人，其“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所避之“秦”，乃是苻秦（十六国时期的前秦，淝水之战的进攻方，君主姓苻），而非嬴秦（战国七雄之一，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君主姓嬴）。文献记载，东晋末年，戴延之从刘裕入关灭姚秦，著《西征记》二卷，其所过之地即有檀山坞、桃原等坞堡。《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是依据戴延之入关途中的见闻材料而写成；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但与陶渊明文集中的版本有差异），第六条叙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事；《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此二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真实之桃花源，虽本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一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遂使后世之论桃花源者，皆纷纷堕入迷误之途，历千载而不之觉，亦太可怜矣！”

总之，陈寅恪先生通过考证，推出了一个为避乱入山、据险自守的“坞堡”典型个案，即上述为避苻秦之乱、位于北方弘农或上洛的“真实之桃花源”。

历史是证据的佐证。分析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政治中心，和今天商洛遍及各处的寨堡遗存，或许这样的推断是有其巨大合理性的。商洛全域八山一水一分田，寨、堡、洞、窟遍地，至今遗存遗迹星罗可见。而商洛所处位置，接壤晋豫楚渝等地，又恰恰是西北通往南方，关中通往中原、潇湘、巴蜀等必经之地，分布着商於、秦楚、库谷等众多古道。

从桃源的文化意象上来说，商洛的确有很多处与桃花、桃源、桃花源相关联的地方：洛南有桃花沟、桃花庙、桃花岛；商南有桃花岛、桃花源记山庄；山阳有桃园村；丹凤有桃花沟、桃花谷、桃花岩、桃花铺、桃花寨、桃花村、桃花仙子广场；镇安有桃花洞、桃园村；柞水有桃花洞、桃花园；商州有大桃花沟、桃园村等等。

而商洛人做事，也像陶渊明去往桃花源的路径一样，往往迂回曲径，常常能柳暗花明、遇难呈祥。这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地方才能藏真、藏奇、藏秀，正是桃花源的适生土壤。而穷山恶水的地方人的起点自然底，选择自然少，也因此特别重视、特别珍惜，也就常常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一条道走到黑，往往就借此找到了生门，打开了局面，只不过，这是发展的路径依赖！

陶渊明出身仕宦家族，幼年富贵，少年中落，壮年不得，晚年悲凉，但其一生刚直、洒脱，始终坚守和实践着自己“猛志逸四海”的济世理想与“性本爱丘山”的自然情怀。‌‌其辞赋融儒家、道家于一体，文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虚实相济，意境悠远，鲁迅更是评价其作品兼具“静穆”与“金刚怒目”的双重特质，‌‌‌‌书写了《归园田居》《桃花源记》《饮酒》等作品，后世公誉其为田园诗派鼻祖、隐逸诗人之宗，‌更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标杆。

在城市化周期里，经营城市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商洛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更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关键所在。而诸如对陶渊明与桃花源记这样的人物故事和人文史实的挖掘、抢占和呈现，是大有必要、极有裨益的。玄巧的是，商洛籍当代著名作家方英文先生恰恰有一部作品《后花园》，这与千年前的陶渊明《桃花源记》如有呼应一般。

编辑/简亦初

原载《三秦文化研究》2025.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