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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庸与他的“冯庸大学”

2018-07-09 14:34:41来源:《各界》杂志第06期
  
  
  
  

 



齐辉


  在风云变幻、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曾有这样一所免费公益性大学,培养出多位国民党空军英雄,学校学子还曾共同奔赴抗战前线,杀敌报国,这就是“冯庸大学”。“冯庸大学”虽然从创办到解散仅存在了短短六年,却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其创办人冯庸同样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他是奉系元老冯德麟的长子,与张学良是“发小儿”、“铁哥们”……

 

冯张两“汉卿”

  冯庸,1901年出生在奉天海城。其父冯德麟出身绿林,后被清廷招抚,任巡防营统带、统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成立陆军,将奉天巡防营改编为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冯被委任为二十八师师长,张作霖为二十七师长。当时,冯家和张家可以说是东北地区最为显赫的两个家族。

  那个时候,我国东北地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马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冯德麟出道很早,十七岁就已开始在江湖上行走,因为“年力精壮、性情侠迈”,很早就确立了其在绿林中的地位。张作霖初与冯交往时,不过是个大车店打杂的,身份地位与冯相去甚远。

  张作霖退出清军以后,就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大团”。1901,他被一伙土匪打败,不得不去投靠了曾经给过他许多幻想的冯德麟。

  本来,张作霖在与冯德麟的交往中,一直处于下风,直到辛亥革命后,张成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才跟担任了二十八师师长的冯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是故曾有史家戏言曰:“东北的天下原是冯家父子的,后来冯家父子让给了张家父子,张家父子又让给了蒋家父子。”虽为戏言,但足以说明冯家当时在东北的地位和影响。

  1916年,冯、张二人联手赶走了奉天督军段芝贵,不料两人随后便因奉天权力之争,有了矛盾,一度闹到双方剑拔弩张的地步。最后的结果,竟是作为小老弟的张作霖完胜作为老大哥的冯德麟。但张始终顾念着结拜之情,不忍对冯痛下杀手,且在态度上,一直敬冯为大哥,而冯也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时也觉得张各方面能力都要强于自己,于是,心灰意冷之余,从此不再过问奉天的军政事务,转向商界发展,逐渐成为巨富。

  冯庸与张学良系同年出生(张比冯大三个来月),因两家当时的关系十分亲密,他们从小就在一起读书、玩耍,好得就跟一个人似的,并效仿父辈的义结金兰(1907年,冯德麟和张作霖,还有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和张作相八人结为了盟兄弟,冯为老五,张为老七),也磕头拜了把子。两人还取了同一个字——汉卿。

  1917年,冯庸进入北平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读书,张学良则是在1919年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北平读讲武堂的冯庸深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立誓要为中华的崛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20年,冯庸从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毕业后回到奉天,出任东北空军少校参谋。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做到少将空军司令和装甲军司令。这种升职速度,当然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是因为“朝中有人好做官”,谁叫他是老帅盟兄的长子、少帅的好兄弟呢,更何况老帅还对自己的这位盟兄,始终怀有一种愧疚之情。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庸指挥的装甲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有人主张枪毙丢弃了部队、只身逃回的他,但张氏父子顾念旧情,只是暂时罢了他的官而已。

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公益大学

  1926年,冯德麟去世,不久,张作霖也被日本人炸死了。随后东北易帜,张学良很想让冯庸再回到军中任职。但冯此时已无心再回军界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内忧外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落后,所以他认为要想兴国,必先发展工业,要想发展工业,必先培育人才。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创办一所大学。

  在办完父亲的丧事以后,冯庸就将所有欠冯家钱的人,都叫到了冯府,当众焚烧了债券。然后,又召集全家人开会,他宣布要将父亲留下的全部家产——310万银元捐出,作为办学的费用,时人对他的这一义举莫不交口称赞。

  1927年春,“冯庸大学”在奉天市郊汪家河子村(今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破土动工。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一座拥有200多间教室和宿舍,礼堂、食堂、医务室、田径场、网球场、游泳馆和实习工厂一样都不少的大学就基本建成了。学校的主体建筑由以廊道相连的“忠楼”、“仁楼”和“中庸楼”组成。学校除有由工学、法学和教育三个学院组成的大学部外,还设有中学部和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最值得一提的是,冯大还拥有三架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这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1927年8月8日,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为校训的冯庸大学正式挂牌,开始招生,很快就按计划招满了五个班的学员,共计180余人。10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时年只有26岁的冯庸亲自担任了校长兼训练总监。据说冯大开学之日,张学良特意派人送过来一对用上好的汉白玉雕成的石狮子,放置在冯大的校门口。这两只石狮子均表情愤怒,对面两百米就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以示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度愤慨。

  冯庸办学的目的是为培养具有新思想和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其教育思想概括起来有三:一是“八德八正”,所谓“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谓“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机会均等”,三是“工业救国”。冯大是民国第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学生们到这里来读书,不仅不收学费,吃住也全都是免费的。

  与冯庸的办学理念相辅相成的是冯大的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冯大起初以工科为主,课程仿照美国大学设置,很多欧美派的教授甚至用英语授课;考试制度极其严格,期中和期末都会在学校礼堂举行会考,冯庸亲自坐在台上监考,考试三门不及格者必须降级;学生无论南人北人、家庭贫富,一律在大食堂吃同样的高粱米饭,每到饭时,学生们必须列队鱼贯而入而出,各有各的位置,秩序井然,吃饭时不许随意交谈;学生寝室都铺有烫蜡地板,进楼门必须换拖鞋……

  为增强学生的体魄,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冯庸还规定:凡冯大的学生,人人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天都有军事课,学生除非重病卧床,否则不许不上军事课,在校三年以上学生均须达到下级军官(排、连长)的军事水平;学生假日外出,凡二人以上同行,都要列队,步伐一致,并着统一制式服装,戴法式圆形军帽,远看上去很像军人,是以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大与东北军的东大营和北大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而冯庸本人则习惯于每天早晨骑马在操场上跑几圈,然后再驾机飞上一小会儿。每当学校进行野外军事演习时,冯庸都会亲自参加,并为学们讲评。冯大就是这样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抗日人才。后在抗战中涌现出的多位国民党空军英雄,如刘忠武、阮廷瑞、李洁麈等人,都曾是冯大的学生。

  1929年9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冯大立即组织了三百多人的“抗俄义勇军”,由冯庸亲自率领,赶往黑龙江省海拉尔地区守卫国土。在“中东路战役”的西线战斗中,冯大师生英勇顽强,冯庸更是不顾自身安危,亲自驾驶一架飞机飞越国境进行侦察。这次作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学生武装参加实战。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任国桢亦对冯大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冯庸的全力经营之下,冯大发展迅速,1931年,达到全盛。当时,冯大设有机械、土木、法律等九个系,在校学生总数超过了700人,已能和张学良主持的东北大学并驾齐驱。但人多了,开销也就大了,而冯家这时也只剩下给冯庸的老母亲养老用的两处私房,但当老夫人听说学校财务出现问题时,还是毅然决然地将两处房产变卖,并将所得钱款全都投进了学校。

誓扬民族魂,慷慨赴国殇

  “九一八”事变彻底打碎了冯庸的教育救国梦。1931年9月19日晨,前往市区接教授们来校上课的校车,没能按时返回。原来昨天晚上,日本兵突然袭击了北大营,继而占领了奉天城。9月21日下午4点多钟,一队日本关东军闯入冯大,蛮横地命令全体学生立刻离校,还捣毁了学校的实习工厂和许多办公设施,并将冯庸强行带走。

  冯庸被日军扣押后,先是被软禁在奉天的大和旅馆。当晚,他就通过前来探望他的一位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当大批冯大师生撤到北平后,时在北平的张学良立即将位于西直门内大街的前陆大校舍腾出,用来收容这些师生。

  日本人劝降不成,又将冯庸劫持到日本东京。日本人希望他能出任东北领袖,代替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组织满洲独立。对此,冯庸大义凛然,断然拒绝道:“死耳,誓不为卖国贼!”“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当时,可能是日本人觉得他仍有利用价值,是以并未很快将他处死。10月3日,他在冯大的日籍教授冈部平太的帮助下,终于被释放。10月28日,他取道香港,回到北平。一到北平,即投入了筹备冯大复校的工作。为激励师生们的爱国热情,教育他们时刻不忘国耻和校耻,他还亲自撰写了新的校歌:

  大陆黑沉沉,同胞血殷殷!人权解放,我们责任!痛恨那帝国主义,穷凶猖狂!誓扬民族魂,慷慨赴国殇!百年奇耻,恨难忘!还我河山,志悲壮!太平洋中吼怒涛,富士山头毒焰高!唯有互爱恒敬,唯有矢志矢忠!猛击自由钟,解放!解放!向前攻!

  1931年底,冯庸又会同流亡在北平的东北知名人士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人同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月上旬,冯大义勇军再次出发,他们在冯庸的率领下,奔赴上海参战。

  2月13日,冯大师生抵达上海时,适逢日军援军抵沪,在未领到枪械的情况下,为了马上支援十九路军杀敌,师生们迎着风雪、手持大刀走上前线。冯庸在战前动员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本义勇军这次南来,关山千里,援助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全体战士,人人都须抱有必死之心,虽枪械至今未领到,同人并不气馁,故无长枪,亦必以大刀与日寇相见于疆场。”随后,他便将带来的120名学生编为三个中队,配合第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虽然无论从人数、气势,还是实力上,冯大义勇军都与国民党的正规军有很大的差距,但他们作为一支活跃在前线的抗日有生力量,还是受到了抗日军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大义勇军中有一支由16名女学生组成的中队,由冯大体育系学生、后来成为冯庸夫人的龙文彬任队长,她们个个短发男装,活跃在前线阵地上,救护伤员,被时人称为“现代花木兰”……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冯庸又一次带领冯大义勇军百余人奔赴承德参战。当时的报纸对冯都以抗日英雄相称。

  然而此时,冯家的私产已然耗尽,冯大已无力再继续办下去。1933年9月,冯庸在经历了近6年的办学生涯后,不得不带着张学良给的一万元生活费,携夫人离开冯大,去了杭州隐居。学校随之停办,大部分学生并入当时也已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还有一些学生则转入了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

  冯大结束后,冯庸在杭州赋闲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军界。1935年4月,他到武昌,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少将研究委员”。其时,日军步步进逼,而蒋介石仍在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一心“围剿”陕北红军。冯不愿在后方任职,想到前线去杀敌。西安事变前,他跑到西安向张学良要求带兵,希望张能给他个师长当当。但张仅许诺给他一个旅长。其间,张将自己的苦闷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向冯倾诉。冯想利用自己与陈诚的交情,把张的处境和苦衷反映给蒋,以疏通蒋张之间的关系。但一些话经陈诚转述给蒋时,却变成了对张的揭发。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冯仍能得到蒋的信任的原因。全面抗战爆发后,冯先后担任过昆山、长兴、襄樊等地的警备司令、武汉卫戍区军法执行监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研究委员、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冯庸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回到东北,出任了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冯携眷去了台湾。赴台后,他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国有资产局局长和高雄要塞司令官等职,并仍在国民党空军中担任着重要职务。后因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到牵连。退伍后,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直到他1981年去世。

婚姻家庭和晚年生活

  冯庸一生共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江锦涛,是北洋时期做过国务院代总理的江朝宗之女。她和冯是在1918年结的婚,婚后,江为他生了两个女儿。据说因为江长得很丑,冯对这门婚姻并不满意。后来,冯庸和冯大体育系读书的龙文彬相爱,遂与江离了婚。江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一直在东北生活,由于对这段婚姻始终无法释怀,所以终生没有再婚。1948年,冯去台湾之前,曾经找过自己的这两个女儿,希望她们能跟他一起走,但两个女儿都拒绝了。

  冯庸的第二任妻子龙文彬,身材高挑、容貌秀丽,他们是在1933年结的婚。龙为冯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龙也是个奇女子,她一直希望丈夫能够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当冯离开军界之后,龙便开始嫌弃他“不争气”,两人开始分居,终以离婚收场。她所生的孩子亦都随她去了美国。因此,冯晚年并无一个子女陪在身边,让人备感凄凉。

  冯庸晚年,最开心有两件事:一是1959年,冯庸曾作为第一批受邀者,来到张学良在阳明山的住地,参加了张学良解除“管束”的庆贺酒会,这是两人自西安一别,时隔23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此后两人每逢生日,就会互赠礼物和生日贺卡;二是1964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结婚时,他是被邀请参加婚礼的13位嘉宾之一,当年就是他把赵四小姐从天津接到沈阳,与张相会的。

  冯庸始终都是个在生活上十分自律的人,一辈子不抽烟、喝酒,对社会上那种纸醉金迷的风气嗤之以鼻,还经常教育身边的学生不要参与其中,甚至还会拿出老校长的派头当面批评学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8月8日,在台的冯大师生都会举行一次校庆活动,后来,由于台湾经济不景气,冯庸对于这样的聚会也开始犹豫起来。有一年校庆前夕,他给学生刘毅夫写信:“我们都是老年人了,已经没有新的活力、思想和观点了,大家聚在一起,也只能是回忆昔日的荣誉而已,我看今年的聚会就不要组织了。”就这样,冯大师生每年一次的校庆聚会也终结了。

  其时,台湾有很多“伪慈善”活动,冯庸对此也并非不知道,但一遇有捐款事,却总是不甘人后。一次,他从广播中听到有募捐活动,立即打电话给掌管自己财务的学生华春城,嘱他捐出20万新台币。当时,华还劝他不要捐这个钱,让他给自己留下一些“过河钱”,但他却不以为然,告诉学生自己的月俸已经足够自己生活,坚持让华去办理捐款一事,华很无奈,只得照办。其时,冯庸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不过是23万新台币。冯至死都没有自己的房产,一直租屋居住,出门就搭公车,他曾自嘲:“人家都是官和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来愈小,而我则是房子越来越小,车子越来越大。”

  冯庸晚年的生活为何会如此清苦?如果真要找原因的话,也只能“怪他自己”。他离开军界后,他在陆大的同学陈诚曾通过关系,将他安排到台湾电力公司担任董事,但他却拒绝了老同学的这番好意,因为电力公司有规定,他的年龄已不再符合担任董事的条件,一生严谨的他自然不肯接受这个聘书。无奈之下,电力公司只好聘他为公司顾问,他这才答应。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能够担任这个顾问,也完全是电力公司看在陈诚的面子上,对他的“特殊照顾”,但顾问的工资和董事的工资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可他仍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说:“月领俸给数千……申谢救生济贫之意,殁世难忘矣!”

  1971年,冯庸70岁时,曾立下一份遗嘱。遗嘱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生于变乱,鲁钝无成,民德日颓,隐患无穷。当兹伦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坟阶下,吾心安矣。”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对自己一生传奇的总结,有的只是一个老人临终前最朴素的嘱托。他还在遗嘱中写道:“自‘九·一八’迄今,我中华民族忍受无数巨创,忍受无限难堪,希望有血气的后人能够报仇雪耻。中国同胞受屠杀于日本,文物毁失,此等耻痛,刻骨铭心,祈祷国人不要忘记。”

  因为冯庸的晚年生活一直都是由学生照顾的,他的财产也都是托由学生保管的,是故在遗嘱中,也有很多事情都是要交给学生去办的。如“余之现金,均为亲友赠予,委存春城弟处……还应偿还许邦友两千美金。”他还点了九个人的名,要他们来料理自己的后事,而在这九人当中,除了他的四弟外,其余均为他的学生。并特意写了“在美之子女不必通知,彼等现非中国人,亦不必知中国人之事。”由此可见他对龙氏所生的那些子女们的失望。

  他在遗嘱中还说“余殁后,不发讣闻,不登启事,不设奠祭,不受任何赙赠,尤不刊揭生平事略”,“当在十小时内入棺,二十四小时内埋葬。”

  冯庸病重期间,张学良曾亲往医院探病,1981年2月5日,冯庸在台北病逝,临终前,胸前还抱着张学良送给他的一条电热毯……

责任编辑: 魏丹丹 关键字:冯庸 冯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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