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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嫁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

2018-10-30 11:19:03来源:《各界》杂志第9期
  
  
  
  

  李舒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晚清一代名臣曾国藩为曾家的女性们定下了一个“功课单”: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

  这时候,曾国藩大约不会想到,仅仅几十年后,曾家女儿们就走出了长辈们为自己制订的“功课单”,她们不会女工,从不做饭,却写诗画画,并做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而曾昭燏就是其中的代表。

  曾昭燏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长孙女。这个名字,来源于出生时算命先生的一句话:这孩子命中缺火。

  人们都说,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曾家“万宜堂”的孩子,个个有出息,长子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来曾经成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当过北大教务长和高教部副部长;小儿子昭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次女昭懿是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三女昭鏻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小女儿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

  长女曾昭燏6岁就开始读《左传》,14岁那年考到长沙艺芳女校,学校的创办人是堂姐曾宝荪。很多年之后,曾昭燏还记得堂姐校长每天早晨的晨间谈话:“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在之后40多年的人生里,她几乎把这视为信仰。

  曾宝荪一生未婚,年幼的曾昭燏曾经询问校长,校长说,嫁了人,只能帮助一个家庭几个人,如果不嫁人,那就可以服务千万人。

  如果没有二哥曾昭抡,曾昭燏也许从此会在长沙扎根生活,在女校当个教书先生。1920年,曾昭抡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曾昭燏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化学家哥哥对妹妹说,一定不要留在长沙终老,去南京,去上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哥哥不仅给她指明方向,还为她补习功课,曾昭燏也很争气,一举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外文系。念了一年后,因为在中文学科上的成绩实在抢眼,转入中文系,在国学概论、文学研究法、屈原赋这些科目上,她都能拿95以上的高分。在这里,曾昭燏遇到了对她影响最深远的老师——胡小石。

  曾昭燏在回忆老师胡小石的时候曾这样写道:“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也正是胡小石,潜移默化培养起了曾昭燏对考古的兴趣。

  1934年,曾昭燏中文系毕业,哥哥曾昭抡又来做她的人生导师:去外面,继续学习,继续见识世界!

  她得到了兄长的资助,可是,去英国学什么呢?

  迷茫的曾昭燏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请他帮忙拿个主意。傅斯年和曾昭抡是连襟,和曾昭燏是姻亲,他建议她去学英国最顶尖的田野考古——在当时,这是连男生都会慎重选择的专业,因为一旦选择,意味着从此将风餐露宿,风吹日晒。

  然而,曾昭燏决定试一试。

  临别时,师母在码头握着她的手,哭着说:“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等我学成。”

  1935年3月,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曾昭燏赴英国伦敦大学自费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到海外留学的女考古学家。

  在大英博物馆、皇家收藏馆、维多利亚收藏馆,曾昭燏见到成千上万件来自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在叹为观止的同时,她也见证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前往中国内地疯狂寻觅盗取文物宝贝,这位女考古学家的心中沉痛而愤怒,她一心想要早日学成归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考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英国,曾昭燏是中国留英学生里最低调的一个。在夏鼐、曾宪朴、向达、吴金鼎等人的回忆里,她远远比不上她的姻亲俞大缜那么善谈。1937年1月,夏鼐在清华的导师李济到英国,留学生们在李济租住的公寓里聚餐,当俞大缜在侃侃而谈着“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的时候,曾昭燏则在厨房默默做饭。第二天,李济忽然让曾昭燏“让贤”,让“自称为螺蛳精的俞女士来做饭”,而夏鼐很久之后才知道,这是李济的“拉郎配”,他想要撮合俞大缜和夏鼐,“饭后李先生忽问我已婚未?俞女士便笑着接上说:谈到personal talk了。”(夏鼐日记)

  这场拉郎配没有成功,不过,在那次聚会中,无论是夏鼐还是李济,都对默不作声的曾昭燏颇具好感,之后,这两人将成为曾昭燏文博工作中的重要伙伴。

  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曾昭燏心中亦有困惑,这些困惑和急迫,在给傅斯年的信里,可见一斑:

  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学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

  当曾昭燏结束在英国的学习时,李济给她带来了一个新消息。当时,李济正在准备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他对曾昭燏印象深刻,就派她去德国进修学习博物馆学——柏林博物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之一。曾昭燏因此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由官方委派到国外学习博物馆学的学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决定西迁。忙于西迁的李济无暇顾及远在德国的曾昭燏,每月经费也中断了。但对于曾昭燏来说,最难熬的并不是没有钱,而是眼睁睁看着战火纷飞,却不能为国家尽力。她甚至有点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

  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的曾昭燏虽然得到了伦敦大学的聘书,却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回国。陪伴她一起回国的,是自己剪下的上海《新闻日报》的一张照片,照片的内容是一个幼儿在日军轰炸后的废墟里,坐在母亲遗体旁大哭。

  这张图片一直被曾昭燏保留到抗战胜利。

  回国后,曾昭燏随即被聘为中央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大理考古项目。曾昭燏带着一个15名白族女人组成的工作队在大理发现了史前人类活动的痕迹。她每天都到现场去挖掘,云贵高原日晒强烈,她的手被严重晒伤,但仍旧不下火线。

  可惜的是,日军的战机飞到了云南上空。曾昭燏被迫转移,在这里发现的很多考古成果无法全部带走,她悲叹一句“辛苦掘出无人能赏”,只得就地掩埋在龙泉峰下,随之掩埋的还有一块石板。曾昭燏在石板上写道:后人有掘出者,幸加珍重护持,或重为掩埋,或移之善地,庶不负先民创作之艰难,而瘗者保护古物之苦心云耳。

  曾昭燏等人在大理的发现,后来被命名为“苍洱文化”。

  1941年2月,李庄迎接了三位出色的年轻考古学家,夏鼐、曾昭燏和吴金鼎。曾昭燏作为唯一的女性,在整个考古队伍里非常醒目。王世襄眼里的曾昭燏“很傲慢”,但王世襄的同事罗哲文则认为:“她很有学问,也谦虚。那时我年轻,她很关心我,教过我外文,辅导我工作。她自尊心很强,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得不得了,若对她不好,就不高兴”。

  对于这些评价,曾昭燏本人毫不在乎。那时,她的眼里确实没有别的东西,在这个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这群年轻人穿越高山峻岭,吃着自己轮流推磨捻出来的苞谷馍馍,展开了一场至今仍为考古人津津乐道的考古大业——这就是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挖掘。

  她攀爬于山间洞口,每日拿着油灯小心工作,仔细辨认石椁破片中的泥土,墓穴内室的刻石。从洞口考察出来,她一个人负责所有的田野考古笔记,这份笔记被认为“已超越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范畴”,真正“代表了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而那年,她刚过而立。

  抗战胜利了。

  曾昭燏回到了南京。她组织建造的因战乱停工10年之久的中央博物院主体建筑仿辽大殿,并在战火频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接连举办了汉代文物展和院藏青铜器展。

  1948年,国民党败势已现,国民政府决定把精品文物打包迁往台湾。在那些仓惶辞庙的日子里,曾昭燏拒对这个决定反应剧烈,她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坚决反对: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在她的坚持下,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终于全部运回了大陆。她还奋力留下了一些“太大太重不好包装”的文物,这是她想出的最后的借口。

  这其中,就有后来的国之重器“后母戊鼎”(也就是“司母戊大方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青铜器,是我们国家的镇国之宝)。

  和它一起坚守大陆的还有本可去往台湾的曾昭燏。

  在那个湿冷的冬日里,27岁的高仁俊决定登船前往台湾,他没有想到,再一次来劝他的是曾昭燏。那一年曾昭燏40岁,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委员,而高仁俊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学者。曾昭燏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说,留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建将来的南京博物院吧。

  遗憾的是,高仁俊没有留下。因为舱位有限,已经结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沪号。后来,还是曾昭燏派人将高仁俊的妻子从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去了台湾。

  据说,南京博物院的同事们到台湾之后遇到胡适,胡适曾经逢人就问:“曾小姐来了吗?曾小姐来了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低头叹息:“好可惜!此人真是一个人才!”

  曾昭燏对新中国的文博事业充满热情,在日记里,她兴奋地写道:“这里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

  这一回,她终于有机会把自己到国外学到的博物馆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她有关博物馆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博物馆的基础,而专门为文物保管制定的管理条例到今天还被全国各大博物馆视为规范。

  写这段话的时候,她特别真诚。

  四

  1955年,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在博物馆界与考古界,她有“华东门神”“考古女杰”等诸多美誉,与北方考古界领军人物夏鼐并称为“南曾北夏”。

  她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曾昭燏还曾接受了毛泽东的宴请,毛泽东对她的印象颇深,几年之后在一次会议上,还特地提到她:“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

  曾昭燏过着一种近乎清教徒的简朴单身生活,一件穿了多年的大衣,她几乎日日穿着,习惯了粗茶淡饭,掉在地上的饭菜,她都会捡起来洗了再吃。用过的旧信封,她将其翻过来折叠,然后继续寄信。

  可是对待别人,她却异常慷慨。去北京学习,每天可以吃一个苹果。她把苹果省下来,带回来给侄孙;1951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她带头捐出了全部积蓄。有一年,曾昭燏从山东博物馆请来一位高手潘师傅,为南博修复文物。完工返乡时,潘师傅所带的盘缠已用得差不多了,他只好乘慢车,饿了一天才回到济南。曾昭燏得知后,特地寄上自己工资里的20元给潘师傅表示歉意。曾昭燏所有的稿费,不是用于公务招待,就是为多子女员工的孩子缴学费。时任博物院行政科负责人、现年91岁的梅晓春老人回忆:“曾院长在春节时,便会让我将她的私房钱,二元、三元、五元地装入一个个信封,写上名字后,一家家去拜年。有小孩子的还另外有红纸包的压岁钱。”

  她时刻牢记着上学时堂姐说的那句话:“要爱人如己。”

  在曾昭燏担任院长期间,她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不准私人收藏古董。为此,她以身作则,把自己收藏的御制茶具率先捐献给了国家。

  与之相应的,是她时刻惶恐的“家族之累”。她带头写检讨,批评自己的祖先曾国藩,也在检查里主动提及当年自己对于傅斯年“那样的怀念,纯全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严格说起来,这是种反人民的意识行为”。甚至有人说,她对于运到台湾去的南迁文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64年,曾昭燏自杀身亡。她的表哥陈寅恪为她写了一首悼亡诗,其中两句为:“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

  她一辈子没有嫁人,曾经有一位参观南博的苏联专家,询问她的终身大事,她的回答是:“我已经嫁给博物馆很多年了!”

  2012年,曾昭燏百岁诞辰。80多岁的高仁俊特意从台湾赶到南京,为的是能亲自去曾昭燏的墓祭拜。

  在墓前,高仁俊泪流满面,长跪不起。

  他脑海里浮现的,是在离开南京前,曾昭燏让高仁俊整理一批陶俑文物,但他的专业是古代兵器,对陶俑不熟悉,曾昭燏问他:“你知道古代陶俑中女性的衣领,为何分左开襟和右开襟?”高仁俊回答不上来。曾昭燏就送给他一大堆书籍,说,要真正的了解文物,需要从工作中不断对照,“曾小姐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到台湾后,我一直照此去做。”

  曾有人问起高仁俊,面对当年曾昭燏的挽留,他为什么不留下来。老人将酒杯贴在唇上,说:“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

  而后,80多岁的老人一仰脖,把58度的烈酒全部倾入。(来源:《各界》杂志2018年第9期)

责任编辑: 魏丹丹 关键字:曾昭燏 博物馆 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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