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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军”张继的辛亥岁月

2018-10-29 15:44:56来源:《各界》杂志第9期
  
  
  
  

  王学斌

张继其人

  张继(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曾用名自然生、燕客、姜白等。出生于河北沧州世家大族。辛亥革命期间,许多仁人志士还给张继起了一个绰号:“三将军”。乍闻此名,不禁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当阳桥上一声吼、吓退曹军八十万的燕人张翼德。诚然,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张继本人生得也魁乎其伟、孔武有力,真是一个北方汉子。并且也同张飞一样,性格直率,脾气火爆,活脱脱一个顶天立地的猛男形象。

  沧州自古乃武术之乡,张继从小便习得一身好武艺。也正是凭此身手,张继被同志们视为难得一见的侠士。1904年秋天,华兴会准备发动起义。为配合这次行动,当时的领袖黄兴决定派张继北上刺杀慈禧和光绪。黄兴为何单单相中张继呢?一来张继是华兴会当中唯一的北方人,一口流利的河北腔,不易被人察觉,同时又熟悉北方风土人情;二来他早年长期穿梭于沧州—保定—北京—天津一带,对北京周边的环境了如指掌;三来在长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中,张继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反清信念,且具有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胆量;四来张自幼尚武,身体强健,在日本留学期间更是练得一手双手射击的绝活儿,并亲身参与了华兴会的一些炸弹实验工作,体质一流,技术过硬,无疑是最佳人选。接到任务,张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即日北上。此时张继已经剪去辫子,为了掩人耳目,他剃成光头,戴上假辫,连日在颐和园周围勘察地形,寻找安置炸弹的最佳地点。选定地点后,张继又与同志一道从天津运送炸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张甚至在由津赴京的高粱地里睡了一夜,以便摸清清军行动轨迹。只可惜后来行动款项出了问题,此暗杀最终流产。不过张继不惜生命、艰苦卓绝的精神令人钦佩。

  不久,华兴会准备趁庆贺慈禧大寿之际,发动起义,占领长沙。孰料有人泄密,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值此危急时刻,为了保证领袖黄兴的安全,张继一路跟随,持枪护卫,助黄兴脱离险境,东渡扶桑。据事件亲历者周震麟和曹亚伯回忆:黄兴在出逃日本的过程中险象环生,幸得张继左右护卫,最终化险为夷。原本在周、曹二人脑海里险象环生的情景,到了张继的回忆里,却没有一丝的紧张恐惧,反而像是一次惬意愉快的旅行。一面是清廷缇骑四出,到处缉拿,另一面是被通缉的革命者坐头等舱,食九江蟹,艺高人胆大,这是何等豪情与胆魄!

  即使到了晚年,张继也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惊人之举。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第四届六中全会,会议主题即所谓“党内大团结”、“蒋冯阎合作”,故显得特别隆重。早晨7点,大会代表照例上中山陵谒陵,9点钟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坐席前排是中央委员席,后面是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席。这次核发记者出入证特别严格,记者入场也有种种严格规定,甚至照相机都不能带进会场。开幕式主要由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尽是些套话空话,约讲20分钟就告结束。按大会议程接下来是拍照。100多名中央委员相继走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共分五排,第一排是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唯独蒋介石没有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安置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到场的中央委员刚站定,摄影就开始,数分钟后摄影结束。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只见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从背后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汪精卫应声倒地。这时场上大乱。患有足疾、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吓得滚在地上,大呼“救命”;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只求自保。站在汪精卫旁边的张继,既不慌乱,也不躲避,而是迅速跑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这刺客又打了两枪。接着张学良又跑到刺客身旁,猛地一脚,把他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刺客胸部中弹倒地。此时的张继已年届54岁,但身手依然矫健,丝毫不输于当年。

  早在留日期间,张继便以喜欢动粗闻名于留日学生界。一次,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围绕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问题展开一场辩论。曹汝霖在讨论会中,登台演说,主张君主立宪,认为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要破坏。曹说罢下台,张继即上台,表示异议:“他(曹汝霖)说满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国人,我们(张继等激烈派)黄帝子孙,怎能与鞑虏为伍!他说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错,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吗?他说立了宪,中国即好……”张继越说声音越高,越具有煽动性,台下学子们也群情激昂,顿时分为两派,互相谩骂起来。突然曹汝霖将一只皮鞋向张继掷过来。张继自然也不客气,回敬了对方一只皮鞋,并且觉得不过瘾,索性跳下台去,扯住曹汝霖的衣领,几至挥拳,让这厮尝尝自己的沧州功夫。幸好大家都来劝架,否则扔鞋的曹汝霖估计要被张继揍成大花脸。也正因此事,同学们直呼张继为“一团火”。

  1907年9月11日,身为保皇派中坚的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演讲,听者甚众。张继先是扮成听众,听到梁启超宣讲光绪时便大呼“马鹿”(日语骂人的话),径直跳上台去,抓住这位大才子挥以老拳。虽然梁任公笔下之文字磅礴有力,胜过千军万马,但手上之气力却不及一般男子,几无缚鸡之力。遇到“武林高手”张继,他只剩下挨打的份儿,被打得鼻青脸肿,仓皇而逃。

粗中有细

  恐怕不少人误以为张继乃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而已。其实不然,除却利落的身手,张继还饱读诗书,在日本深造多年,一纸文字亦能风行天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革命全才。

  张继父亲张以南是河北著名教育机构莲池书院的斋长,张继自幼便在此读书,并曾师从清末桐城派大儒吴汝纶,深受传统儒学文化的熏陶。1899年,张继赴日本求学,目睹当地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回想国内一片凋敝情形,他暗下心愿,要救亡雪耻,用他的一首诗表达:“拳匪庚子起山东,国势沦亡伤我衷。携手扶桑须努力,少年造化胜天工。”

  留日期间,除了在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张继如痴如醉地钻研西方政治学说。他专门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志士中江笃介等所译的《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日本的维新变法不在眼下了。

  1902年初,张继通过秦力山引介,到横滨拜见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令张继颇觉意外的事是,眼前这位革命元勋,并非想象中那般气势逼人、霸气外露,而是态度极为和蔼,并亲自用盆盛水让张继洗脸,使他十分感动。自此,张继最终确立了自己的革命信念,为推翻清朝而四处奔走。

  张继在革命阵营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打手”,而是孙、黄身边所不可或缺的“口舌”和“助手”。20世纪初年,恰是革命与改良两方势力博弈的关键期,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者,谁就有可能走到最后,取得胜利,故而政治宣传显得尤为重要。张继于是当仁不让,成为一名火力十足的“笔杆子”。1903年6月6日,张在《苏报》刊发一篇题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的文章,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学生“杀皇帝”、“倒政府”的先例来鼓舞人们大胆地行动起来:“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公认者。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然后他直截了当地鼓舞学生反满:“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这篇檄文分量极重,可谓吹响了学生界反满运动的集结号。章士钊事后回忆:“溥泉少余一岁,草此文时,最为纯白无疵,忠勇奋发,敢为非常可喜之论,为同人仰望。其他不信儒言,鄙薄纲常,亦当行出色之能事。”可见此时之张继,俨然已是学子们的话语领袖了。

  “苏报案”后,张继联合陈独秀、柳亚子、刘师培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张曾在此报上撰写《说君》一文,呼吁国人树立国民意识。对于专制君主,张认为“彼素以得之倪来之物,只图一己之淫乐,而无一毫公意,则其断送天下者,乃辱人之国,而非己之国,则在彼无所不安”。“自古及今,种种黑暗状况,都是君主专制造成的,种种罪恶,唯君主所造,何以故?以君能纳一切、吐一切,生杀一切,故国有一君,而国多百祸,世界有百君,即世界多无量祸”。虽不免失之偏激,倒也振聋发聩,对深受毒害的国民颇具唤醒之效。

  到了1905年,革命形势渐趋明朗,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张继积极参与筹建工作,并一度担任执行部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11月,机关报《民报》创刊,张继担任第一任编辑人与发行人。当时日本警方为《民报》立案,要求张写出报纸的宗旨。张不假思索,挥笔写就六大要点,即:“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些内容为同盟会所接受,后来成为《民报》著名的六大主义。

  除了撰文办报,张继还是位精力十足的革命活动家。同盟会成立后,需要吸纳优秀人才,扩充力量,张又协助孙中山四处网罗英才。二次革命中“三督”之一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即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同盟会的,他对张继为吸收同志而不辞劳苦,印象非常深刻。李烈钧在自传中写道:“余抵日后,先入振武学校者,士官之预备科也。在振武两年毕业后,入四国炮兵第十五联队实习一年,乃入士官学校。是时张继、王侃,张华飞均在日运动革命,吸收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问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奋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又说:“余一见总理,倾服之念油然而生,但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由此便知张继为此出力之多。

误入迷途

  也正由于性子直,无城府,张继容易受他人蒙骗,走极端,闹误会。

  1907年,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进入低潮,对现实颇为失望的张继开始从无政府主义中寻求寄托。张继开始与日本无政府主义党人的密切交往。同年春,刘师培、何震夫妇到达东京。刘以何震“女子复权会”名义出版了《天义报》。之后张继、刘师培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作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机构。张继在6月份的《天义报》和《新世纪》上发布广告,称:“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辩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拟研究社会问题,搜集东西前哲学术,参互考核,发挥光大,以晌我国民。”

  张继还曾赴欧洲考察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1908年4月,张抵达法国,特意跑到“鹰山共产村”考察。至此,张继无政府主义活动达到了一个极致。他甚至写信给章炳麟称“已作世外人,从此种麦种菜不与外人接触”。然而本是热血之人,又岂会真的息影山林?仅仅过了三个月,“猛张飞”脾气的张继厌倦了这种空虚的生活,终于悟出此行径实无补于中国革命实际。张的此番折腾,实在是荒唐的可爱。

  然而,此期间张继还做过两件更为糊涂的事,就是分别于1907年和1909年两次参与“倒孙风潮”。第一次张是主将。1907年2月,清政府妄图“整肃海外学风”,清除革命力量,要求日本逮捕并引渡孙中山。日本西园寺内阁对此采取两面政策,即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除孙中山出境,一面又依照国际惯例,力争庇护孙中山。日本政府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通知孙中山尽快离日,同时由政府资助五千元,另一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了一万元,作为孙中山离日的经费。当时孙中山急需一笔款去两广边陲发动起义,便接受了这两笔资助。孙提取二千元交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章太炎等《民报》人员嫌少,而且对日本政府赠款五千元并无所知。孙走后,日本浪人北一辉探悉了同盟会内部孙章两边情况,便故意泄露消息,挑起矛盾。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知道后,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便闹将起来。张继提出,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把照片和批语寄往香港《中国日报》馆羞辱孙中山。正值东京闹得一团糟之时,又传来黄岗、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张继等催逼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刘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黄冈、七女湖起义急需,当时,孙黄二人正在筹划于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自杀”。因此力排众议。张继盛怒之下,再次发飙动粗,与刘揆一扭打起来。揪打之中张继猛然感觉刘揆一言之有理,孙中山先生事出有因,便立即停手,大声当众认错,刘揆一感其光明磊落,为之泪下。

  第二次倒孙风潮本由陶成章、章太炎发动。陶到南洋筹款不顺,怀疑孙中山从中作梗,便在南洋重建光复会,发布所谓的《孙文罪状》。章太炎在东京也刊发了《伪<民报>检举状》,配合发动了对孙中山的攻击。和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不明内情,就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在内部同志一片质疑与诬陷声中,孙中山、黄兴对反孙阵营中的人进行了反击,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他们在革命党人的各处报纸上一一澄清、驳斥,清除恶劣影响。利用刘师培叛徒面目暴露时机,公布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的五封信,反击章太炎为端方侦探。而对张继,孙中山则区别对待。1909年11月12日前后,孙中山亲自给张继写信,说服并教育张继:“吾兄所示之二策: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求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选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总理久矣。”在孙的亲切关怀与耐心说服之下,张继迷途知返,不仅从分裂主义泥潭中走了出来,而且也彻底地摆脱了虚无冒进的无政府主义,重新回归到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阵营中来。平心而论,孙之所以对张网开一面,即在于他深知张的为人,并非阴谋家。即使在第一次倒孙风潮中,张继确是最激烈最冲动,但毕竟没有心怀任何一点私欲,更无半点阴谋,不像北一辉那样有索赏的龌龊动机,也不像刘师培那样有背叛的卑劣目的,更没有陶成章那样有取而代之的勃勃野心。一旦了解真相,消除误会,张继就大声认错,幡然悔悟,在同志面前全无半点城府,一片光明磊落。这样的好同志,孙中山当然要悉心维护,好好培养。张继自然非常识趣,再度以饱满精神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出任议长

  武昌一呼,天下影从。张继于1911年12月返回上海,组织国内的革命斗争。很快,清廷覆亡,民国建立。张继也荣归故里,与心上人崔振华结婚,时年31岁,堪称晚婚标兵。

  短暂的喜悦过后,张继逐渐看出袁世凯无心共和的端倪。特别是1913年的“宋教仁案”,使得张继心生杀袁的念头。他曾经对好友说:“密陈孙黄,非扑杀此獠,吾党无中兴之日,倘吾以北人而膺参议院议长之职,世凯以便于诱惑,或者喜与吾接,即不然,议长入府议事,无见拒理,吾不难手揕其胸,为吾党了其残贼,从而四都举兵,天下指挥可定。孙黄壮其行,如计而行。”民国时代,还想用革命的那套手段来对付袁世凯,张继着实幼稚。

  极富戏剧效果的是,该年4月25日,张继真的当选国会参议院第一任议长。他于是以“善后大借款”为理由,去总统府找袁世凯理论。谁料袁世凯狡猾得很,托故不见,并指示手下在借约上签字。国会与袁政府在借款一事上僵持一个多月,毫无结果。张继终于明白在袁的枪杆子面前,参议会与宪法皆是浮云。自己这个议长也仅仅是“稻草人”的角色。于是他愤然于6月份南下上海,与孙中山汇合,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袁斗争。虽然熬死了袁世凯,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军阀的粉墨登场,他始终未能实现早年民主共和的宏愿。

  晚年的张继,已全无革命时代那种至情至性、至真至热的风骨,俨然给世人一副大智若愚、战战兢兢的政客面目。这或许是辛亥前后的他所未能预料到的吧?(来源:《各界》杂志第9期)

责任编辑: 魏丹丹 关键字:张继 辛亥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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