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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

2018-09-12 16:43:06来源:《各界》杂志2018年第9期
  
  
  
  

  作者:韦拴喜

  李泽厚作为当代中国大陆最具原创性、最具系统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无可避免地常被人拿来与西方大哲先贤进行附会类比。就其作为知识界“青年导师”的影响力而言,称其为“中国的萨特”者有之;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释而言,称其为“中国的卢卡奇者”亦有之;就其思想的丰富性和体系性而言,称其为“中国的康德”者还有之;就其思想所呈现出的宏大历史感而言,称其为“中国的黑格尔”者仍有之;就其思想的原创性和现实性而言,称其为“中国的杜威”者更有之。如此云云,不一而足。

  事实上,李泽厚只是李泽厚——特立独行的李泽厚,“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极善于思考却极不善于交往的人,一个内心极为丰富但表达时却近乎‘刚毅木讷’的人,一个只会讨论问题而不会聊天(或不喜欢闲聊)的人,一个只‘思索上帝’但绝不‘接受上帝’的人……一个哲学、历史、美学、文学都‘很通’但人情世故却很‘不通’的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而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刘再复语)

  总之,李泽厚是一个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坚定地“走我自己的路”,并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家。

  小康坠困顿,思想初发轫

  1930年6月13日上午10时20分(农历庚午年五月十七日),祖籍湖南长沙的李泽厚出生于湖北汉口。从中国生肖文化来看,李泽厚属马。无论是在思想世界里如野马般纵横驰骋,抑或在日常生活中木讷而不通世故,其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个性特征都展露无遗;就西方的星座文化而言,李泽厚属双子座。双子座天性孤独,敏感多思,崇尚无拘无束,对世界永怀好奇与探索之心的性格特征,与李泽厚身上自然呈现的大哲气象和宗师气度又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李朝斌为清朝湘军高级将领,曾任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中有传。祖父李同寿,曾任云南思茅知州,有地有钱。父亲李进时任汉口邮局高级职员,薪金优厚。李泽厚成长于优越的家庭环境之中,从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之类。

  1942年秋,李泽厚父亲病逝,母亲带全家回湖南宁乡教小学谋生。家境急转直下,陷入困顿,“过春节,同住一所大屋的亲戚们大鱼大肉,鸡肥鸭瘦,热闹非常;我们一家母子三人肉片豆腐,蛋羹一碗,冷冷清清”。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李泽厚初尝生活艰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过类似经历的鲁迅自然而然地成为少年李泽厚的最爱,鲁迅所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让其感同身受。鲁迅作品中孤独、悲凉、深沉的一面,在李泽厚日后的性格、思想、情趣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同在1942年,读初中一年级的李泽厚遭遇了他生命中的一次“精神危机”。12岁的李泽厚因突然想到人终有一死,活着还有何意义而废书旷课数日,徘徊于学校附近的山头上,惶惑不已。李泽厚日后言及此事时认为:“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追问人生之谜感到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且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或许,正是早年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命定了李泽厚的哲学情缘。

  1945年,李泽厚初中毕业后考取了湖南最好的高中——省立一中。但因家庭贫困,交不出学杂费,而选择了吃住均不收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于不喜欢老师的被动灌输,李泽厚常在课堂上偷看自己喜欢的书,甚至冒着风险读了好些禁书。正是在这个时候,李泽厚养成了广泛阅读、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至1949年以前,李泽厚读完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一系列哲学书籍。其中周建人编译的《新哲学手册》中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节译,后来成为李泽厚接受马克思的起点。

  1949年母亲去世,李泽厚进入了人生最困苦的时刻,贫困交加,无所依靠。不到20岁便饱受人生坎坷的李泽厚后来曾说,决定他一生性格的便是这个时期。1949年秋至1950年上半年,李泽厚在湖南宁乡道林麟峰完小担任历史教师。1950年夏,李泽厚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被录取,他选择了后者。当时自然科学成绩更为突出的李泽厚未选择理工科而选择了哲学,大抵是为了给12岁时遭遇的那场“精神危机”找寻一条出路。

  在北大读书时,李泽厚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异常艰辛。买不起牙膏就用盐刷牙,买不起笔记本就用活页纸。学校每个月发的三块钱补助,全用来资助正在上中学且也父母双亡的堂妹。因不满当时照搬苏联模式的诸多课程,加之老师们都在忙于思想改造和自我批判,李泽厚只好利用北大图书馆看书自学。由于买不起书,李泽厚经常挨饿进城看书,早出晚归,乐此不疲。此时的李泽厚钻研了大量“马列的原著”,“读第一手的资料”,为其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4年,李泽厚从北京大学毕业,早在入校时就已罹患的肺结核偏偏加重,咳血咳得厉害。李泽厚毕业分配时,老师冯友兰、任继愈、汪子嵩等教授都希望他留校,但学生代表与人事处决定将其分配至上海。上海高教局见他咳血厉害,拒绝接收。李泽厚遂滞留北大至1955年初,才被分配至新成立的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工作证号为哲字〇一号。

  决胜“美学大讨论”,创立“实践美学”

  1956年,中国美学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持续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爆发,大学毕业才两年的李泽厚初出茅庐,深度介入了这场讨论,其论战对手是早已声明显赫的学界前辈朱光潜、蔡仪等人。李泽厚以其天才般的学术智慧,重新阐发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化自然”的思想,在美学领域中最大限度地挖掘了马克思实践学说的阐释力,以其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社会论美学,在蔡仪的客观论美学、吕荧和高尔泰等人的主观论美学、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美学等诸美学流派中才气尽显,脱颖而出,自成一派。此次论争,李泽厚一战成名,卓然成家。自此,中国当代美学史上最为重要、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实践美学”学派得以创生。以二十多岁的年纪开宗立派,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即便不是空前绝后,至少也是凤毛麟角。

  暴得大名虽未让李泽厚获得提薪提级、分配住房等实际好处,但却让他声誉日隆,收获粉丝万千。因年龄和名气大不相称,李泽厚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登台底下便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某次演讲散场后,人都快走空了,仍有几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李泽厚走过去,她们却四散离开,像突然清醒一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思想运动频繁如常的年代,也是李泽厚崭露头角、积基树本的时代。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期间,李泽厚被当作胡风分子挨整,内查外调近一年。“反右”期间,“文革”之前,李泽厚经历了两次下放和两次“四清”。在人生中的动荡时刻,李泽厚没有选择激烈的抗争,而是“横下心来,我行我素……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1955年至1957年,李泽厚发表思想史论文9篇,其中关于谭嗣同和康有为的论文结集为《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于1958年出版;美学和文艺理论论文7篇,后以《门外集》为题于1957年底出版。1958年至1965年,李泽厚发表美学和文艺理论论文11篇,创作于该时期而后来才发表的美学论文3篇。从25岁到35岁,李泽厚共写作和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两部。

  “文革”爆发后,李泽厚远离纷争,索性开个病假条,两个礼拜都待在家里看书。1970年,李泽厚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因身体原因,李泽厚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这为其在《毛选》掩饰下偷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提供了便利。《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便是依据当时积累的大量阅读笔记书写而成。1972年秋,李泽厚结束干校劳动回京后,全力投入《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写作之中。1976年,李泽厚在北京的抗震棚里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引领“美学热”,担当“精神领袖”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中国社会步入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转型期,美学应时成为感性解放的突破口、时代变迁的风向标。新时期席卷全国的“美学热”骤然兴起。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锋芒毕露且成一家之言的李泽厚,蛰伏已久之后开始进入其思想体系的深化拓展期。他先后在哲学、美学、思想史等领域中陆续推出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著作。1979年3月,《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出版,该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实践观对康德进行剖析和改造,提出了“主体性实践哲学”亦即“人类学本体论”的初步构想。该著出版后产生巨大影响,首印达三万册,至今已再版六次。当时的青年人如今依然感慨,“他们知道什么是哲学,是自读这本书始”。1979年7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该著与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构成了李泽厚思想史论三部曲,作为新时期启蒙思想的奠基之作,李泽厚在思想史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而奠定。1980年,《美学论集》出版,该著汇集了李泽厚五十年代以来发表的美学论文,使李泽厚成为当之无愧的“实践美学”代表。

  1981年,《美的历程》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畅销热潮。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销量“保守估计”在“上百万册”。此后数十年更是不断易社出版,风行至今,行销不衰,据说是中国销量最高的学术书籍。冯友兰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美的历程》是一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这些不同的部门,你讲通了。死的历史,你讲活了。甚佩,甚佩。”易中天更是难掩钦佩之情:“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魁力。”

  1984年、1987年,李泽厚与刘纲纪合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二卷先后出版,该著被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誉为“中国美学的开山之作”。1986年,《走我自己的路》出版,该著作为序跋访谈集,形式不拘一格,洞见迭出,情真意切,极受欢迎。1988年,《华夏美学》出版,在“儒道互补”的思路下提出了“儒”所派生的“情本体”美学、“乐感文化”,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美学精神的深度与广度,与《美的历程》相呼应,构成了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的“内外篇”。1989年,《美学四讲》出版,该著通过“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话语,阐发了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观,构建起了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其与《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并称“美学三书”,成为当时青年人竞相阅读的枕边书。“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时隔三十年,易中天对昔日青年人争读李泽厚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泽厚在80年代还主编了两套对推动“美学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美学丛书”,一套是主要针对国外的“美学译文丛书”,另一套是主要针对国内的“美学丛书”。尤其是历时十年之久的“美学译文丛书”,是当年最为畅销的丛书。

  这些著述充分展示李泽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锋芒、洞见和气度,并推波助澜,促成了“美学热”的不断升温,进而演变为后来的“文化热”,最终汇聚为20世纪80年代涤荡中国社会的新启蒙运动。李泽厚以其自由思想、理性激情、诗意性哲思、中国化表达,在这场新启蒙运动中独占鳌头,引领风骚。1986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为:《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李泽厚被无数年轻人奉为偶像,学界更是誉其为“思想领袖”、“青年导师”。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甚至形成了模仿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时尚,模仿他那种文体,他那种语调,乃至他那种修辞风格。

  李泽厚屡屡被邀请至各种场所讲美学,更是常有之事。有一次李泽厚去北大哲学系座谈,随后在学校食堂就餐。成千上万的学生发现了他,食堂一时变成了北大最为拥挤的课堂。易中天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

  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让其坐拥诸多让同代学者艳羡不已的荣誉头衔。1980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委会委员和美学学科主编,当选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1981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1987年受邀赴新加坡任东亚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成为继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之后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二人。

  面对李泽厚这位当时“中国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杰出学者”,太多的人梦寐以求成为他的学生。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的赵士林(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博导),鼓起勇气报考了李泽厚的博士生。进入考场拿到考题的时候,所有考生几乎都懵了。赵士林说:“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李泽厚有两个博士招生名额,但最终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

  硕士生考试又是一番盛况。1985年,24岁的赵汀阳(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慕名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进入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拿到考卷,赵汀阳大吃一惊:“他规定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后来成为李泽厚学生的赵汀阳问他为何如此规定。李泽厚回答道: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至极。现如今,李泽厚的很多学生早已成为学界名流。除过前面提到的赵士林和赵汀阳之外,还有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东,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彭富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滕守尧、徐恒醇,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员教授杨煦生,等等。

  不是“已经过时”,而是“尚未到时”

  1992年1月,李泽厚悄然去国赴美,主动中断了其盛极一时的辉煌和荣光,辗转于威斯康辛大学、密歇根大学、苏瓦斯莫学院、科罗拉多学院,担任讲座教授,用英语讲授中国思想史、美学、论语等课程。旅居海外前后,李泽厚进入思想发展的暂歇期。仅在1994年出版了《李泽厚十年集》,该著实为李泽厚1979年——1989年十年间撰著的九种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著作的辑录;1995年出版了与刘再复的对谈集《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书中公开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口号,出版后即刻在海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议。

  难能可贵的是,进入人生暮年的李泽厚并没有因曾经的辉煌而居功自傲、固步自封。自1998年至今,在世纪之交的这一二十年里,李泽厚不再囿于专业、系统的美学研究,而是将美学融入文化之思,井喷式地出版了多部论著,展示了其不断走向纵深和成熟的哲学建构和文化思考。1998年,《论语今读》《世纪新梦》《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出版;1999年,《己卯五说》出版;2002年,《历史本体论》《浮生论学》出版;2004年,《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走我自己的路(对谈集)》出版;2005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出版;2006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版;2006年,《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出版;2008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李泽厚集(10卷本)》出版;2010年,《伦理学纲要》出版;2011年,《哲学纲要》《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出版;2012年,《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旧说四种》出版;2014年,《回应桑德尔和其他》《李泽厚对话集》出版;2015年,《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什么是道德?李泽厚伦理学讨论班实录》出版;2017年,《伦理学纲要续篇》《李泽厚散文集》出版。论著一部接一部的出版,晚年的李泽厚创造了其思想生涯的新高潮。

  古往今来,但凡能成一家之学问者,多为性情中人。李泽厚更是如此。生性散淡,不善言谈,不爱热闹,独享寂寞的李泽厚很少主动去见别人,也不会主动与人联系,包括长辈。穿着睡衣在家会客、接受访谈更是李泽厚惯有的姿态。远赴美国后,李泽厚自称有“三可三不可”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过正式,前者都属于随性的聊天。至于不上电视,是不想“面目可憎”、“言同嚼蜡”。正是因此,他放弃过无数次在国内国外开会、演讲的机会,更是拒绝了韩日国家级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邀约。但就是这样一个孤傲不群到“不近人情”、“不通世故”的李泽厚,却有着如“老顽童”一般可爱好玩的一面。李泽厚爱喝酒。他家中有张照片:怀抱几个酒瓶,人喝得有点歪,自题:“酒鬼一个”,后来又加了个“小”字,自言酒量一般,若自吹“老”、“大”就太不谦虚。

  李泽厚书架的相框里贴有“超女”、蒋雯丽、章子怡等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时,向人询问周笔畅近况,还专程去看了“超女”的比赛。某次与刘再复驱车去科罗拉多州的峡谷游玩时,李泽厚故意在崎岖险峻的山道上将车开得飞快,只是为了让同行者体验“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激情”。70岁回国时,李泽厚向学生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赵汀阳打电话去问,被人斥之为神经病而作罢。

  曾有记者问他“能否对自己做个评价”,李泽厚回答得直截了当:“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大陆新儒家”陈明在其与李泽厚的对谈集《浮生论学》序言中称:“大学者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徐迟笔下的那种‘白痴天才’是极致。还有一种,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李泽厚即是如此,既有漂亮的羽毛,也有俗气的辫子。难能可贵的是,他摆弄起来都那么自然。”的确如此,李泽厚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大学问,又有着真性情,“毁誉无动于衷,荣誉在所不计”,不怨不艾,笑对人生,数十年如一日,“走我自己的路”的思想家。

  虽然李泽厚曾在2008年宣告封笔,但他“封笔”不“封思”。即便已入耄耋之年,却“不知老之将至”,依然思想不止、笔耕不辍,其思想体系的框架日益清晰可见,内涵也愈见其丰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李泽厚以其天才般的哲学智慧、充沛的思想爆发力、宏阔的历史视野、贯通中西马的学术气度,建构起了一个集原创性、思想性、体系性、贯通性于一体的巍巍思想大厦,从而让中国声音远播世界,为人类未来提供了中国智慧。且不说别的,单是李泽厚所独创的一整套概念谱系,就足以成为思想史的奇观。“美感二重性”、“救亡压倒启蒙”、“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巫史传统”、“儒学四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西体中用”、“积淀”、“文化心理结构”、“度作为第一范畴”、“情本体”、“工具本体”、“新感性”、“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博大精深、充满创意的话语谱系,让同代学者黯然失色,让后辈学人望尘莫及。李泽厚曾将其研究称之为以“积淀说”为圆心而不断扩展的“同心圆”,“围绕着一个圆心,相互支援,相互补充,渐渐完善。圆越画越大而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李泽厚将其思想的“同心圆”越滚越大,日趋圆润。

  当然,不可回避的是,如今的李泽厚不再有早年那种摧枯拉朽、别立新宗的壮盛气魄,晚年著述中亦不乏对以前思想的阐释、补充之作。事实上,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诸如“李泽厚老了”、“李泽厚实践美学已经过时”的论调就时有可闻,有人甚至断言“李泽厚的败绩”,1989年写《华夏美学》时已是“日薄西山”,而1998年写《世纪新梦》的他更是“老态毕现”。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大可不必为当下这种“四星(指歌星、影星、球星、节目主持人)高照,何处人文”的时代风尚而唏嘘感慨,也不必为当代青年人分不清“李泽厚”和“李泽楷”(李嘉诚次子、企业家)而扼腕长叹。虽不再是青年人的精神导师,但李泽厚并未退出中国及世界思想文化的舞台,其思想正受到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的认可和关注。

  2007年,李泽厚入选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该著是一部面向哲学研究者和研究生的权威性著作,被称“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世纪的哲学史提供了珍贵无比的评述和全景视角”。该著共述评了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冯友兰、钱穆、徐复观、毛泽东、李泽厚等九位中国哲学家。其中李泽厚被给予最重要的位置,评介文字长达两页之多,在全文所介绍的九位中国哲学家中所用篇幅最长。

  2010年,由于在哲学、美学、中国思想史、艺术史、中国文化和社会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李泽厚及其著作得以入选迄今最为完整、权威、专业的西方文艺理论典籍《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第二版)》,成为入选此集的第一位中国理论家。此集“李泽厚”条目称:“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在中国的新时期,即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李泽厚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观察吸引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他所发展的精致复杂、范围宽广的美学理论持续地受到关注,尤其是他关于‘原始积淀’的独创性论述。”

  2014年,重回公众视野的李泽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开设以“什么是道德”为题的伦理学讨论班。原本一次普通的学生讨论课,却成了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李泽厚此度开讲,因报名人数众多,除了可容百余人的主会场,还在同一幢楼,甚至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设立了更大的电视直播分会场。视频转播现场,除了学生,还有专程从北京、湖南、上海自发赶来的各代学人,其中包括上海社科院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学者。三十年前李泽厚造访上海三度更换场地、以求更大听众容量的盛况再次上演。

  2015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李泽厚与儒学哲学”学术研讨会,包括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德国著名汉学家卜松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教授、西方儒家经典文献研究专家戴梅可以及李泽厚本人在内的20位学者与会,这是夏威夷大学第一次举办关于个人的哲学研讨会。

  曾经那个青年人“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时代终究一去不复返。蛰居科罗拉多落基山下多年、习惯了孤独安静的李泽厚,与当年那个叱咤风云、万众瞩目的思想领袖也已相去甚远。“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2010年李泽厚在接受《人物周刊》采访时作如是说。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性思想家,李泽厚的意义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更是将来的。李泽厚宣称:自己的书是写给五十年之后的读者的,西方读者真正要看懂东方还得等一百年!刘再复亦坚信:“李泽厚不是已经过时,而是未被充分认识。或者说,不是‘已经过时’,而是‘尚未到时’,他的思想恐怕还得三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

  时代的风云变幻无人可以阻挡,但伟大的思想却能历经岁月之沉淀,绽放光彩,惠及后学,影响中国,惊艳世界。

责任编辑: 魏丹丹 关键字:李泽厚 思想家 美学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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