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自然辩证法》读后感

　　上个世纪中，以叔本华与尼采为开端，西方反理性主义和现代哲学拉开了帷幕，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罗素在其《数理逻辑》中共同开拓了分析哲学的大幕，科学哲学成为了这个时代必然所准备的，对于科学时代的反思，我相信，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反思，建立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础大厦。在十四世纪的欧洲，以笛卡尔的数学和培根的经验归纳为开端，由牛顿综合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的现代科学方法论而完成的科学体系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成为了这样一种学科，它的庞大，庞杂和对现代世界影响的深刻性以至于人们中的部分将它单独列出，部分人将它作为可以职业化的处所，形而上学和当代哲学专门划出一个章节来探讨科学的实质。

　　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中，《自然辩证法》一书便是这样一部探讨自然科学本质以及动态辩证过程，历史辩证过程的书籍。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正确认识到自然界的辩证性质和辩证规律，在自然界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辩证法》一书专门探讨了自然界的自然演化历史和科学发展的进程。在《自然辩证法》中，上到天体，下到原子层面的演化过程，都正确而恰当的展现了自然界的演化过程。在方法论一卷中，着重阐发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对于科学规律的验证。科学的世界观则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框架，即科学规律是可以被认知的，人的认识过程是螺旋上升的。

　　这一可知论的历史背景渗透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观点中，可知论是他们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自然科学以归纳实验和演绎逻辑为起点，有时还会加入社会实践和社会生产的部分相关作用，由此导出自然科学的高深进展，今天是科学技术昌明的时代，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部分人对科学抱有盲目的信仰和崇拜，从而导致了科学教徒式的狂热与欣喜，加之近代，以科学的专门化为代表而与人文割裂，导致了部分科学误解现象的发生。这不仅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

　　在欧洲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那里，有这样一段话“不可知论是唯一可靠的哲学。”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于赫胥黎彻底的不可知论应当持有批判态度，但站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思想进步的曲折性上讲，个别人的不可知却是常态。站在可知论的矛盾辩证立场下，正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才能确认我们的可知，无知与可知的辩证矛盾斗争过程，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始终。坚持在一切理论内部的可知论，在个体便容易强化为黑格尔式的哲学的绝对精神，从而达成某种宗教式的迷信“永恒”的状态，赫胥黎的“不可知论”的态度，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应当看做是个体实践层面对于科学研究问题的慎重态度，在整体的认识论层面，可知论必须坚持到底，以坚持人类作为认识论主体的尊严，而在具体科学研究的问题上，必须坚持有不可知论的谨慎态度，以防止作为有限生命的个体陷入全知道的宗教式信仰盲从，并妨碍科学研究的慎重，客观和理性。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的影响和康德对于黑格尔认识论体系的影响，我们不难想到作为古典哲学认识论集大成者的康德对于马克思认识论部分的影响，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辩证统一，以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止，彻底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如果不能在乐观和悲观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中坚持辩证的观点，将会立刻陷入静止，片面的鸿沟。

　　当今时代，科学昌明的时代中，却出现迷信现有科学结论，迷信所谓现有知识的情况，这与远古时代的巫术宗教迷信虽然不在同一高度之上，但是却在思想深处揭示出人类思维认知的依赖性局限和永恒性局限的某种相同的局限性。在美国考古学家迈克尔与汤普森合著的《考古学禁区》一书中，揭示了这种永恒性假设下美国与加拿大人类考古学界研究的丑闻，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中有着这样一则故事，在旧有传统的加拿大人类学起源中，现代智人约于1.3万年前进入美洲大陆，而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中，约有数件三万年前以上的人类石斧，石器，因为与旧有学说严重冲突，成吨的，与之发现相关的文物被毁灭在了博物馆的垃圾桶中。这是一个学术上的丑闻。同时，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大陆中西医争论的问题上，中医支持者们与西医支持者们的大量论战早已经让人疲惫不堪，双方的争论，大都围绕在科学性的问题上，民族性的问题上。于是，在西医的论战方，高举科学的可靠性的大旗，认为中医及其传统的医学治疗方式在知识论的问题上并不可靠，而在中医一方，则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中医是自己的科学。而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双方又都陷入“形而上”的方式论证，而忘记了辩证的看待问题的立场，正如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反复强调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问题，在这场知识可靠性的论战过程中，核心的矛盾正是在于科学主体的混淆和知识主体的混淆。正如休谟在《人性论》和《人类理智研究》中提到的，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证据，以支持从特称判断到全称判断的导出，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所提到的科学知识本质上面临归纳的可靠性的问题，而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对于归纳也只能给予概率论上的消除而不能达到的彻底的，辩证的消除。所以科学知识以经验归纳为前提，建立在逻辑演绎的重构之上，而原始医学因为归纳和类比推理的前提，得到的知识与现代医学的知识同等建构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所以严格探讨知识的可靠性，双方都是不可靠的模型体系，但现代医学的逻辑证明体系严格来讲，知识的自明性要可靠的多。这是知识可靠性部分的答案，而在例如脉诊等问题上，科学界探讨纷纭，却未见一人对于脉诊建立起脉搏跳动的力学形态与孕妇怀孕周期的动力学参数模型，而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明了迷信，不可靠而已。在论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其实都存有默认的形而上学倾向，所以严格的科学在这里却并未见到，所有的，只是民族性的宗教假设和科学普世性的宗教化假设。而科学理性所强调的知识本身，却在论战的过程中，走向了消失。

　　20世纪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日益显著，在这个时代，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的老一辈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大家在自己的著作当中都对于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高度的批评，但事实上，牛顿力学的规律机械隐喻和绝对时空隐喻仍然在当今中国的大地上久久回荡，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诸如科学知识可以解释一切的迷思与妄想。

　　回到《自然辩证法》，我们可以清晰洞见马克思对于科学本质的深刻洞察，学习科学者，必时时刻刻牢记《自然辩证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目光看待科学和科学研究中的自己，虽然可知论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导向，但在认识的过程中，必然伴随不可知的矛盾对立和统一，科学的研究者，必需时刻牢记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因为个体的缘故而产生的总体对象的可知论和相对具象的不可知的矛盾辩证统一和新知识增长的辩证过程中必然带来的否定之否定的现象，从而达成对于自身科学研究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的科学主义化和科学万能宗教化的倾向，从而防止在不自觉中出现的形而上式的科学论调，以陷入荒唐可笑的格局。(作者：宁波大学大二学生 张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