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王广发：我国危重症床位数和从业人员数量亟需提高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去年疫情高峰前，我国各类危重症床位绝对数为4张/10万人，危重症床位数占总床位数的4%，可扩展的危重症床位也无法完全满足危重症的集中收治。”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广发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后疫情时代”，我们仍应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危重症资源的建设，以提升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急响应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王广发认为，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有非常成功的经验，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危重症总床位数严重不足。王广发指出，去年疫情高峰前，我国各类危重症床位绝对数为4张/10万人，占总床位数的4%，虽然在去年新冠疫情高峰前我们又扩展了4%的危重症床位，危重症床位数占比达到了8%，但在重症高峰到来时，仍然出现了床位短缺的情况。“发达国家的危重症床位数，如德国和美国，为每10万人接近30张，欧盟平均为14.3张，这些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均曾出现危重症床位不足的情况，我国的危重症床位总数相较而言仍有比较大的差距，我国新修订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也未对危重症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王广发称。

　　此外，王广发认为，我国医院建设标准过低导致可扩展危重症床位无法完全满足危重症的集中收治。由于我国医院建设标准未就大规模公共卫生应急需求提出特别要求，在此次可转化危重症床位的使用中，由于供气、供电等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可转化危重症床位过于分散，无法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部分公立医院基础设施设计冗余不足。某些地方的传染病院在局部疫情患者救治中还出现了氧气压力不足，甚至是断电的情况。在疫情中，即使在一些大型的三级甲等医院也出现了气源、供电不足的情况。

　　王广发指出，当下，某些传染病院运营艰难。由于病源少，缺乏自身造血能力，加之拨款不足，造成人才留不住，设施设备缺乏维护，应急状态下就出现了“掉链子”的情况。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等在此次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室，在多数医院中体量轻、规模小、设备装备欠缺、人员不足，因此，在此次疫情高峰和重症高峰应对中，暴露出医院整体能力不足的短板;此外，多数医院几乎全部科室参加了新冠疫情的救治，但许多科室由于平时缺乏呼吸道感染和危重症救治的训练，仓促上阵，难以满足高强度临床诊疗的要求，这暴露出全员危重症救治能力不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王广发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的提案。王广发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我们仍应加强现有公立医院危重症资源的建设，对现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适度改建，力争在5年内将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以“平战结合”的思路，对可扩展危重症床位进行气源、电力改造，调整、优化布局，积极建设可转化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满足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的要求，使可转化危重症床位数逐步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为了满足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王广发认为，应对现有基础设施逐步进行升级改造，对现有医院电力、气源设施进行评估，如果不能满足超过满负荷运转10%的冗余量，应逐步改造;对于新建三级公立医院，电力、气源设施的冗余也应达到满负荷运转的10%，危重症床位总数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可转化的危重症救治病房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此外，王广发还认为，未来应重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和政策支持，保证传染病医院有充足的运营资金，包括硬件维护、部分人员费用及传染病应急救治资金。适度提高传染病门诊和住院费标准，提高部分应由财政或医保基金支付，避免增加患者负担。鼓励传染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某些大型传染病院可适当向综合方向发展，以解决自我造血、人才梯队建设及传染病患者的非传染病临床需求。“应加强综合医院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适度扩容，增加从业人员数量。临床各科的年轻医师应定期轮转呼吸ICU、内科ICU、综合ICU等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提高危重症的诊断及救治能力，”王广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