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快去！西安105家博物馆今天减免门票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了让更多人爱上博物馆，感受博物馆教育，包括大唐西市博物馆、蓝田水陆庵壁塑博物馆等在内的西安105家博物馆将减免门票开放。

　　据了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西安主场活动以“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为主题，并围绕这个主题举办共建百所“博物馆大学校”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系列活动。为了让更多人爱上博物馆，感受博物馆教育，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蓝田水陆庵壁塑博物馆等105家博物馆将减免门票开放。其中，钟鼓楼博物馆、半坡博物馆、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等半价，陕西自然博物馆当天免费发放2000张门票，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前200名游客可免费领票。

　　陶醉千年

　　泥土与水、火交织在一起，经过物理和化学反应，便形成了陶器。或许从对泥土的把弄开始，人类就认识到了自身创造万物的非凡能力，初生如光明照耀，死亡如黑夜降临，人类一次次地发出悠长的疑问，也一次次地溶解在沉重的泥土里。

　　人头壶：望眼欲穿6000年

　　人头壶，1953年发现于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现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谁也没有想到，这件鲜为人知的文物，在中央电视台《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中刚一亮相便迅速“蹿红”，有网友为人头壶制作了表情包，调侃它“笑得像个6000岁的孩子”。

　　这件红陶人头壶的发现颇具戏剧性。1953年，考古专家来到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期常见的石斧、石针和残破的陶器。由于没有特别的发现，大家有点灰心。有一天，一个负责扫尾工作的考古人员的探铲“咔”的一声轻响，碰触到土层中的一个硬物之上，他小心翼翼地挥动探铲，清理地表的土层，一个红陶的娃娃脸露了出来……那一年，新建的西安半坡博物馆在筹办《原始社会史》展览，人头壶便被调拨过来。

　　人头壶高23厘米，底径6.3厘米，细泥红陶，是一件盛液体的生活用具。器形呈人头葫芦身，平底，造型古拙，手法简练，艺术价值极高，为陶塑艺术的启蒙作品。它由仰韶文化先民制作于6000-6500年前，是仰韶文化的“活化石”。这件人头壶上的人头微微扬起，象征人类最初的凝望，上扬的嘴角，清秀的眉目，修长的鼻梁，刻画了一个鲜活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孕妇。壶背后伸出一根断面呈扁圆形的管道，向壶内注水，眼睛和嘴巴则会流出水来，好似女性的眼泪，象征着人类孕育的痛苦。

　　由于这件文物不是出土在半坡遗址，没有办法出现在半坡博物馆的专题展览中，使得它很少与公众见面。关于它的资料只存在于学术著作中，这就导致了这件珍贵文物长期鲜为人知。“人头壶的功能，我们只能是推测。也许它并不是一个壶，因为它狭窄的出水口并不实用。”半坡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告诉记者。据了解，文物工作者正试图通过它去窥探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崛起，那个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时代，古老、质朴又神秘，而这件人头壶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让我们拭目以待。

　　绿脸俑：另类颜色“给你好看”

　　秦兵马俑中唯一的绿脸俑自从发现的那天起，就一直备受关注。

　　“陕西最出名的文物，莫过于兵马俑;兵马俑之最，莫过于跪射俑。跪射俑出土于秦兵马俑二号坑东端的弩兵阵中心，共计160尊，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跪射俑作为兵马俑中的精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是秦朝时代精神和秦文化的最好诠释和形象表达。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风霜后，它依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向世人诉说着秦帝国军事力量的雄厚，雕塑技艺的精湛，大国工匠的卓越。”据秦兵马俑研究专家介绍，跪射俑是秦弩兵的一种，它的出土充分印证了秦军在冷兵器时代拥有弩兵兵种的历史事实，这种具有射程远、命中率高、杀伤力强的兵种，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古代步兵战术动作的生动图谱，对研究秦汉兵种具有深远意义，是研究中国兵史的珍贵资料。

　　这件跪射俑中的珍品“绿脸俑”，除头发、胡须、瞳孔是黑色外，脸部颜色全是由矿物质的石绿颜料涂成的。与人们熟悉的肉红色或粉白色面孔的秦俑完全不同，极为罕见。该俑1999年发现于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东北部的跪射俑军阵中，其的发掘出土引起了学界的轰动，对其“绿脸”的解读专家学者也在一直研究讨论，谁也不能确定为什么这尊俑的面部要施以绿色颜料，甚至有人猜测“绿面”有可能是工匠们的恶作剧。

　　“绿脸俑”身上不仅有绿色，还有红色、蓝色等色彩，现有的考古资料也已经证实，秦俑在烧制完成后，通体均施有彩绘。然而历经两千多年，绝大多数秦俑身上只残留少许颜色痕迹，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提高，秦俑的彩绘在文保专家的手中得以保存，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多年前真实的彩绘秦俑。

　　微笑俑：幸福的东方“蒙娜丽莎”

　　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以其神秘的微笑倾倒世人，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掘的汉景帝阳陵出土了大量微笑陶俑，被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穿越漫长的岁月，大汉王朝“文景之治”时期太平盛世的“幸福”，都被深深刻画到所有人的面孔上。

　　汉阳陵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莫过于一个个高约60厘米、赤身断臂的“裸俑”。这些“裸俑”虽然只有真人三分之一大小，但造型准确，做工细腻，身体各部分无不精雕细琢，符合人体结构比例，甚至连毛发窍孔等细微之处也毫不含糊。其实，这些裸俑早年埋葬时装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自不同身份的衣服。但经过2000多年地下环境的腐蚀，衣物和木臂腐朽殆尽，发掘出土时就成了缺臂的“裸体俑”。今天，它们失去了当年华丽的衣服，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却正是人体美的艺术本色，所以有人将其称作“东方大卫”和“东方维纳斯”。与神情冷峻的兵马俑相比，汉阳陵出土的陶俑都是“微笑帝”，堪称“幸福指数”最高的陶俑。他们以蒙娜丽莎般神秘的永恒笑脸，向后人展示出“文景之治”带来浓郁而温和的生活气息。

　　千姿百态的人物陶俑展示了西汉王朝的“帝国表情”，尤其让人惊叹的是，“裸俑”还揭开了宦官的神秘面纱。“从来都无人见过古代真实的宦官模样，汉阳陵却给了世人一个最直白的答案。”据汉阳陵博物馆专家介绍，汉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宦官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宦官实物裸体陶俑。他们身形比一般的男俑要矮小，而且面容阴柔，神情羞涩，生殖器的塑造也与常人显然有别。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驼背上的流动乐团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十八件国宝中唯一的一件三彩作品，同时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件被评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

　　虽然在地下深埋了1300多年，骆驼载乐俑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造型新颖浪漫。长方形底座上，站着一只正引颈长嘶、舌头上卷的骆驼，骆驼的背上是一个覆盖着椭圆形、带有蓝色花边毯子的平台，上面坐着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一人捧笙、一人吹箫、一人吹笛、一人怀抱琵琶、一人手拿箜篌、一人正打拍板、一人欲吹排箫。七人皆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个个眉目清晰，神情专注。特别是那位打拍板的乐俑，歪着脖子眯着眼，似乎已被美妙的音乐所陶醉。七个男乐手中间，是一位亭亭玉立、穿着白底蓝花长裙的女子。她头微微上仰，右手举至胸前，左臂下垂，似载歌载舞。优哉游哉的骆驼仿佛正载着这个“流动的演出团”缓步前行，乐团中的每个人都是神情坦然、全神贯注，仿佛正全神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团’，这尊唐三彩中，七位乐手穿的是汉服，但是演奏的却大都是西域传入的乐器。”陕西历史博物馆考古专家告诉记者：“这些乐器演奏的都是当时新疆地区的舞乐，后来传至甘肃河西一带，经汉人加以改编，并融合了汉族舞乐的特色又创造出一种新舞乐。唐代开元、天宝前后，这种舞乐已进入宫廷之中。当时的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将国内外新旧舞乐加以收入、改编、补充，出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各民族大团结的空前壮观景象。”

　　石破天惊

　　作为14个古代王朝的建都之地，陕西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优势，成为中国古代石刻发生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古代石刻艺术精品。雕刻的形象有高达数十米的巨型摩崖和窟龛造像，有取材数十吨、气势雄伟的石狮、石虎、石碑，也有体型较小、高仅盈寸、重不过斤的单个造像和各种圆雕动物形象，以及规整平滑的墓碑、墓志等。无论是大型的石雕还是小型的石刻，无不雕琢得细腻、逼真。

　　茂陵石雕：骠骑将军的“丰碑”

　　茂陵石雕是一组纪念碑性质的大型石刻群，现存于茂陵博物馆内霍去病墓冢两侧，包括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件，共计为16件，其中12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霍去病善于骑射，勇猛果断。17岁拜骠姚校尉，追随大将军卫青，率领八百骁骑深入大漠，大破匈奴骑兵，拜骠骑将军。天妒英才，年仅24岁的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在惋惜之余，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显赫战功，在茂陵东侧为霍去病修筑了一座形如祁连山的巨大墓冢，寓意霍去病生前在祁连山一带战无不胜，威震匈奴。又在墓前布置了各种巨型石人、石兽作为墓地装饰，这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是一个仅有的特例。“在这一组造型粗犷、形态逼真的大型石刻群中，卧马、跃马和‘马踏匈奴’3件骏马雕像，可以看作是召唤、战斗和胜利3个阶段的象征，强烈地表现了称颂英雄击败匈奴的主题。”负责给记者介绍石雕作品的茂陵博物馆讲解员言语中透着满满的兴奋和自豪。

　　记者注意到，那匹卧马虽呈卧姿，但扬颈奋首，似乎已经听到战斗的召唤，准备跃起直赴疆场。那匹跃马，前肢腾起，与其巨大的体量相呼应，表现出一往无前征服强敌的气势。“马踏匈奴”中的骏马，将敌人仰面压在马腹之下，满腮胡须的匈奴人手持弓箭，面目狰狞，扭动身体却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战马的重踏。

　　茂陵石雕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形态，依石拟形，稍加雕琢求之神似，种类繁多，形象古拙，手法简练，风格浑厚。这些石雕采用了线雕、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状、特质，顺其自然，以关键部位细雕、其他部位略雕的浪漫主义写意方法，突出对象的神态和动感，给我们留下了一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风格粗犷古朴、气势豪放的陵墓石雕艺术珍品。

　　熹平石经：最早的石刻教科书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经。据记载，石经刻于46块高一丈、宽4尺的长方形石碑之上，共20多万字，因仅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所以又称‘一体石经’。”据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原茵介绍，鉴于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发生不少谬误，东汉熹平四年，由议郎蔡邕主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告成，历时九年。

　　然而，熹平石经刻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4000银圆从洛阳古董商人处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刻石为双面，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286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205字。经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熹平石经的一部分，而且是数十年来出土熹平石经残石中字数最多一块，向来为书法界、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西安碑林。

　　北周五佛：推土机推出惊世宝藏

　　2004年5月1日，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一个砖厂的工人用推土机取土时意外发现了距今1400多年北周时期的5尊大型佛立像和四件佛像莲花狮子佛座，这一场景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宝物何去何从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由于当时村里的经济状况比较落后，想依靠宝物发财的人比比皆是。但念及文物流失带给国家的损失，时任村主任毫不犹豫地迅速通知了文物部门的相关人员，将这一罕见的群体佛像无偿捐赠给西安碑林。

　　为迎接群像入住，西安碑林同期举办一场“盛世佛光”的剪彩仪式，用极高的规格喜迎群像。同时也是考虑村中的实际困难，博物馆拿出10万元作为奖励帮助村中修路致富。这5尊佛像高度都在两米左右，其中最高的一尊达2.46米，埋藏于湾子村旁靠近山崖的窖穴中，穴口东西长3.8米，南北宽2.9米，深约4米。4尊佛像呈立姿埋于土中，1尊佛像头向下扑倒于穴底。5尊佛像和4件佛座安放有序，保存完好。从佛像体表残留的痕迹来看，当初都彩绘贴金。佛像面部刻画细腻，尽显法相庄严。他们或褒衣博带，或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袈裟靠于腹部，整体造型敦厚简练，佛像形体饱满，面相丰圆，表情肃穆凝重。其中4件佛座雕刻精美，独具匠心。基座上部四角雕狮、象，栩栩如生。

　　这批北周大型佛教造像的集中出土是中国佛教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一经报道，就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认为其价值可与山东青州发现的北齐窖藏佛造像媲美。当我国台湾中台禅寺开山惟觉长老一行访问西安碑林博物馆看到“北周五佛立像”时，连声说，这是无价之宝啊!

　　乾陵石刻：不合群的“石鸵鸟”

　　乾陵素有“唐陵之冠”的美称，陵域坦荡，山势巍峨，加之陵园神道上石刻精美丰富，使这座唐陵显得气势昂俊而不凡。乾陵神道两侧自南而北依次对列有华表、翼马、石马与牵马人、石翁仲等石刻，高大雄浑，雕刻精美，造型逼真，堪称“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在这些雕刻精美的石刻中，有一对来自异域的动物——鸵鸟。它腿长颈细，翩翩起舞，姿势健美而刚健，雕刻得逼真生动。工匠们采用了高浮雕的手法，只用了淡淡的几刀，就将鸵鸟的形象勾勒得活灵活现。

　　鸵鸟原产地是非洲，以后传到中亚。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唐朝，与西域诸国的友好交往相当频繁，他们多次赠送鸵鸟到长安。这对石雕艺术品，是唐代中国与异域各国友好往来的真实写照。“鸵鸟是外来品种，另外乾陵神道石刻中的人与动物形象皆为圆雕，只有一对石鸵鸟是高浮雕，这在整个石刻群中显得十分突兀。”然而，也有专家认为，石鸵鸟并非鸵鸟，而应当是古人所说的刻于石屏之上的“鹄”，即后人所说的箭靶。专家发现，两个石鸵鸟身上都有修补的圆形痕迹，说明该处原本是圆形的孔洞，在石孔周围，分布有大量醒目的小白点。石灰岩正常的色泽为青灰色，当石面受到外力冲击时，会形成白色的伤痕斑点。圆孔四周这些密布的小白点应是比较尖锐之物撞击所致。

　　青铜时代

　　青铜器古代称之为“吉金”，是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而其本身颜色是金色。由于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了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随着青铜铸造工艺的不断演化，青铜器被广泛地用作礼器、容器、乐器、兵器等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铜器的出现与发展，开创了一个光芒四射的辉煌时代。

　　何尊：最早记录“中国”一词的青铜器

　　何尊，1963年出土于宝鸡贾村塬，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我国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之一。

　　1975年，为纪念中日建交，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一场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聘请青铜器专家、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赴京组织筹备。经审核后，马承源很快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0件一级品文物，其中就有宝鸡出土的一件饕餮纹铜尊。马承源过去只听说过但没有见过这件铜尊，他在故宫武英殿见到实物后，反复看了好几遍，心中一直纳闷，这么大造型的器物为什么没有铭文?随即他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摩挲，感觉底部某个地方似乎刻有文字。当时他大为振奋，随即让人送去除锈。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长篇铭文。铭文有122字，内容大意为：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就这样，铜尊被定名为何尊。“营建洛邑，宅兹中国”，何尊最大的价值是铭文中“中国”二字作为词组第一次出现。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他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在古代，“国”的本意指城、邦，并非国家;“中国”原意为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它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历史上的“中国”也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周代文献中记载，“中国”一词有五种含义：京师，即首都;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中原地区;指国内、内地;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然而，何尊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这里的“中国”是方位的意思。

　　青铜禁：中国最早禁酒令的见证

　　2012年6月22日，宝鸡市渭滨区村民在挖掘房屋地基时意外发现了大批商周时期青铜器。考古人员对墓葬现场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包括酒器、车马器、兵器等各类青铜器20多件。时至今日，当年的考古人员谈起这次发现时依然满怀惊喜。在墓葬北壁窑龛发现了1件铜禁，禁上有铜彝1件、铜卣2件。该铜禁珍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据当时主持考古工作的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社介绍，目前国内西周时期铜禁仅在宝鸡有出土，这次发现的铜禁是在宝鸡地区的第三次发现。

　　在我国，商周铜禁仅在宝鸡市出土过。最早出现的“禁”是公元1901年，宝鸡市斗鸡台戴家湾村农民在村北的坡地上挖地时，挖出了一件青铜“禁”，属首次发现。最先，这件弥足珍贵的青铜“禁”被曾任陕西按察使的大古董商端方占有，后来又流入美国，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禁，古代放置酒器的器具。古代，“禁”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礼制等级要求和规定，只有王室才能使用。因此，它的数量稀少，非常珍贵。商人嗜酒成风，到商纣王时期达到顶峰。西周王朝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认为商亡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商人嗜酒酗酒，为维护其长期统治，坚决禁止周人酗酒，并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后来，在人们的眼中，铜禁这种器物便被认为具有警戒饮酒的作用。

　　逨盘：一镐刨出来的国宝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对《史记·周本纪》中的周王名称和顺序都有所怀疑。2003年，农民不经意用镐头刨出来的青铜器——逨盘，揭开了历史的迷雾。如今，这件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就珍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2003年1月19日，宝鸡眉县杨家村的5位村民正在该村北砖厂的北崖，距地面十多米的半坡上取土。下午4点左右，其中一位村民王拉乾正在抡镐挖土，挖着挖着，一镐下去，突然出现一个拳头大的洞，他以为是个墓葬，往里一望，一片青光。这时，另一位村民王明贤上前趴在洞口往里看，仔细端详着青光的“东西”，看到了4个大铜鼎，他说：“这东西和电视上宣传《文物保护法》时的青铜器一样，都是文物。”5位农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发现了文物，紧张的是怕这事被其他人知道，传出去发生哄抢。因为1985年这里出土编钟的时候，就有村民哄抢、藏匿。于是5人商议：这事要保密，并且派了其中之一的王宁贤马上回家打电话通知相关部门。

　　很快，在各部门的配合下，27件青铜器被考古人员完好地发掘出来。在提取器物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件铜鼎上的锈蚀不严重，轻轻擦拭即显字迹，“唯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官王……”就在工作人员大致释读并录写完长达300多字的铜鼎铭文时，旁边的发现让大家更加兴奋。“三足附耳铜盘上有字!”粗粗一数，竟有370多字，这比1976年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史墙盘”还要多70多个字，而且它比史墙盘大，形制更美观。

　　考古人员对这件铜盘进行处理后，发现字迹更加清晰，铭文已能释读出大半了，“逨朕皇高祖单公不显文王、武王……”逨盘上实际共提到12位周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当时，负责发掘的文物组长刘怀军看到这些铭文时，激动地说：逨盘铭文记载单氏家族8代辅佐西周12代周王的功绩，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

　　铜车马：2000年前的“顶级豪车”

　　“猜猜看，世界上最豪华的车是什么车?”“法拉利?宝马?兰博基尼?劳斯莱斯……”“哈哈，都不是，真正的豪车是秦始皇的铜车马!”这是网络上网友之间的一段对话，虽是戏说，但似乎“蛮有道理”的。

　　1978年6月，考古人员在秦陵西侧进行钻探时，在地下7米多深的土层中突然发现一个金光闪闪的金属圆珠，经过专家的研究，这个圆珠被定为马络，也就是牵马绳上的一个金泡。就这样，一个金属圆珠的出现，引起了相关人员的重视，也由此揭开了发现秦陵铜车马陪葬坑的序幕。随着勘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作为古代马饰的器物被勘探出来：一个银泡、一片金块、一块金丝灯笼穗、饰有花纹的铜片……然后，铜车的车盖、铜马的马头、铜俑也一一显露出来。最后，当两乘金光灿灿、五光十色的大型彩绘铜车，以及8匹铜马、2个铜驭手在7.8米深的地下被勘探出来之时，整个世界在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又一次震惊了。

　　铜车马曾经尘封地下两千年，破损锈蚀严重，残片多达3000多片。为了将文物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护专家经过了长达8年的研究、保护、修复，1983年8月，二号铜车马修复完成，10月1日正式对外展出;1987年5月，一号铜车马也修复完成，与二号铜车马一起对外联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展陈空间狭小，只能单一展示铜车马，不能全面地展示铜车马的文化内涵。加上游客人数众多，尤其是节假日人流量更大，展陈环境对铜车马的保护不利，游客参观体验也不佳。修建专题博物馆迫在眉睫。”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负责人介绍，目前铜车马博物馆已经开建，新建成的铜车马博物馆将利用多种手段，多角度展现铜车马内涵元素，并利用数字技术，如VR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国宝魅力。

　　金玉辉映

　　黄金，自古以来便是财富、地位的象征，其工艺古老，历史悠久。在唐代，金银器的制造和使用曾盛极一时，“谁能载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绣筵”等唐诗反映了金杯等金银器皿在唐代的流行情况。

　　玉者，石之美也。中华民族爱玉、敬玉、崇玉的历史悠久，从上古先民直至近代，人们对玉均情有独钟!毋庸置疑，玉是文化之石，玉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载体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精神追求，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背后的爱情故事

　　38年前，在陕西兴平市茂陵1号无名冢1号丛葬坑附近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熏炉，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该馆的十八件国宝级文物之一，它就是鼎鼎大名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5月16日，记者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这件周身细长、亭亭玉立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吸引着众多参观者的目光。它由仙山、翠竹、蟠龙组成，做工精细美观，像一座峰峦叠嶂的仙山，被一根细长的竹节托起，雍容大度，于安静中尽显高贵。虽历经历史沧桑，依然光彩照人、金光灿灿。

　　铜熏炉以前是未央宫汉武帝的御用之物，后来归属为“阳信家”了。那么，阳信又是什么人呢?阳信其实是汉武帝刘彻的同胞姐姐阳信公主。她从小就对弟弟刘彻关怀备至，所以，刘彻和她的关系很好。阳信公主嫁于平阳侯曹时，可惜曹体弱多病，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二十几岁的阳信公主成了寡妇。两年后，阳信公主改嫁汝阴侯夏侯颇。夏侯颇是开国功臣之后，然而婚后没多久，夏侯颇也死去了。两次悲剧的爱情并没有让阳信公主放弃对爱情的追求，终于她的第三次婚姻嫁给了“骠骑大将军”卫青，也终于找到了她的幸福。据说，汉武帝为了给姐姐道喜，就把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当作礼物送给了她。

　　何家村窖藏：流光溢彩的唐代金银器

　　1970年10月，一处唐代窖藏在西安何家村被偶然发现，在两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巨瓮和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大银罐中，贮藏了金银器、玉器、宝石、金石饰物、金银货币、银铤、银饼和药材等千余件。其中金银器物达265件，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如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展厅内，共展出精心挑选的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精品300多件(组)，其中包括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和鸳鸯莲瓣纹金碗(两件)等五件国宝。

　　战国、西汉时期，西方的金银器及制造工艺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外来工艺中，对中国金银器影响最大的是捶揲工艺，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绝大部分都是捶揲成型。另外，波斯萨珊金银器常用的凸纹装饰工艺，对唐代早期的金银器装饰工艺产生了较大影响。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就是用这种“萨珊金银器凸纹”装饰技法制作出的精品。“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反映的是唐朝受驯舞马的佳话。这件银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便于外出、行军和日常携带，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宫廷的奢华生活，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据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博专家介绍，唐玄宗时，曾引进外来良马加以训练，表演各种舞蹈节目。这种演出规模很大，一次100匹马共同表演，动作整齐划一，场面十分壮观热烈。当气氛达到最高潮时，舞马会用嘴衔起装满酒的酒杯，递到唐玄宗手中，为他祝贺生日。唐代工匠选用舞马曲终的舞姿，加以艺术化处理，使马更显得驯养有素，灵动可爱。

　　四神纹玉雕铺首：汉代玉铺首“一哥”

　　四神纹玉雕铺首是1975年在茂陵的陵园外城范围内偶然发现的,现珍藏于茂陵博物馆。出土时方孔内尚留有经过切削的金属，推测其极有可能为汉武帝陵寝封大门上的物件，是从门扉上脱落下来的。

　　铺首，即大门扇上的衔环底盘。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则说得更明白：“门扇环谓之铺首”。源于史前人们对兽类的崇拜，铺首多被制成虎、螭、龟、蛇等造型，寄希望于借助神灵之力，求得阻挡妖邪、安守门户的心愿。“铺首一般系金属铸成，用玉石制作的实属罕见，其装饰性已远大于实用性了。”据茂陵博物馆的文博专家分析，四神纹玉雕铺首出土在距离汉武帝茂陵封土约一公里处，这一公里的外围就是陵园外城墙附近。外城墙应该是有城门的，有门就需要铺首。如果此铺首当时就在外城的城门上，那么不难想象，当时陵园的建筑是何等的巍峨、富丽堂皇。

　　四神纹玉雕铺首呈青灰色，正面为四角弧圆、下有凸钮的长方形，图案为一尊粗眉鼓目、卷鼻龇牙的兽面轮廓;兽面上部饰卷云纹，两侧透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整个铺首表面纹饰凹凸起伏，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其形象充满神秘色彩。经科学检测，这件玉铺首的矿物成分、物理化学指标与陕西“蓝田玉”矿石的指标极为接近。考古专家表示，四神纹玉雕铺首是汉武帝茂陵陵园遗址内迄今出土的汉代最大、最精美的玉雕铺首，反映出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浓郁的审美情趣，极富艺术观光价值，它为研究汉代建筑史和工艺美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确为一件难得的稀世珍宝。

　　皇后玉玺：水渠边捡来的国宝

　　皇后玉玺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

　　1968年9月的一个下午，家住咸阳韩家湾，当时只有13岁的孔忠良放学回家，在渠边发现一枚发光的白色小石头，挖出来后发现是一枚刻了字的印章，上面雕刻的小动物分外可爱。孔忠良就小心翼翼地装进书包拿回家交给父亲。任大队干部的父亲孔祥发和考古队员们打过交道，也知道村子里挖出过不少文物。父亲看后说是一枚印章，可能是文物，要好好保护，把它上交国家。第二天，孔忠良和父亲把这枚印章送到陕西省博物馆(现在的碑林博物馆)。看到印章上“皇后之玺”几个字后，专家们随后查阅许多古代文献，发现《汉官旧仪》上记载有：“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而“皇后之玺”的发现地在吕后与刘邦合葬的封土之西约一公里的陵园之内，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及字数均与文献所载相符，经研究、鉴定，当为吕后之印玺无疑。

　　据孔忠良回忆，当时有专家激动地说，这就是西汉吕后的“皇后之玺”，价值连城!而他和父亲听说是珍贵文物后，毫不犹豫地上交了。“它是我们的国宝，对国家肯定有很大的价值，保护文物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嘛。”孔忠良说，当时他们没要任何报酬，博物馆的一位领导给了他和父亲20元作为回家的路费。后来，“皇后之玺”便存放在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陕西省博物馆分家为西安碑林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后，“皇后之玺”便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珍贵藏品。